地点：成都一茶馆 时间：二OO六年二月十六日 录音整理：黄维才 主持人：杨远宏 两年前在我所尊敬的老诗人、我的至交孙敬轩先生的灵堂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孙老师，你没说完的话我们要继续说；你没做完的事我们要继续做；你没走完的路我们会接着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走出了书斋，脚踏实地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关怀社会，去关怀我们这块土地，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前途。今天雨樵先生讲的主题是“毛泽东与文革”。文化大革命已经四十年了，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政治野心，政治焦虑，政治权谋，打击功臣，排除异端，愚弄人民的一场大灾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认识，我个人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这样一个独裁专制者，他的晚年与斯大林的晚年极其相似。我的意思是说，仅仅停留在对毛泽东的政治野心和个人权谋的认识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地追问和反思，那场革命与其说是文化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人的革命，他是在革人的命。与其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不如说这是对我们民族人类灵魂一次巨大的扭曲，一次巨大的打击和毒害。以至于那种深度的毒害在我们民族中至今还是缺乏反思精神，更没有忏悔意识。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四十年，但是文革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历史教训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这块土地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为此应该思考些什么？我们应该走向那里？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重演？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刘心武先生在一次讲座中提出了全民共忏悔问题。毫无疑问刘心武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它关涉到我们民族的深层结构，它关系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灾难到底应该如何去反省？我们自己在文革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自己在文革当中是否也成了施虐者而不仅仅是受害者？结果，可惜，刘心武先生太天真了，我也太幼稚了。迄今为止，我们民族对文革并没有一种深层次的深度的忏悔意识。结果文革成了人人都是受害者而没有施虐者的一场战争。朋友们，这难道不荒谬难道不可笑吗？人人都在痛哭流涕地控诉，人人都在痛说自己的灾难，人人都在倾诉自己的痛苦。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遭受灾难，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遭受了灾难，我本人也遭受了灾难和痛苦。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因此反思一下，在这场革命当中，我们自己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难道这些问题不应该深刻地反省吗？ 如果说这些问题达不到深刻地反省，不仅是政治结构本身的问题，想想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如果我们灵魂深处的毒素得不到清洗和清除，朋友们，我悲观地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极左思潮完全有可能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卷土重来。最近这两三年，一边是对舆论的极度干涉和控制，一边是一片享乐一片欢乐之声，难道我们没有听见吗？这是随处可见的现实。我们把文革的一切苦难忘得干干净净，我们重新快乐起来了。当然我尊重在座每一位朋友的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位朋友的生活习惯，但当我们面临着对文革的反思，要对我们灵魂深处的毒素的继续清除，这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在此前的一次发言当中说过，我说专制独裁害怕的还不仅仅是限制，压制，打压人的外部行为，不仅仅是对人的躯体的迫害；更可怕的是独裁专制对人的灵魂的深度毒害，这一点我们在前苏联在前东欧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尽管政治体制已经转轨，然而现在俄罗斯留下诸多问题，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民族的灵魂的深度毒害所造成的。专制的阴影继续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主游荡，这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对人的灵魂的深度毒害甚至要几代人才可能清除干净。朋友们，这难道不可怕吗？因此我个人认为今天周先生的讲题“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这虽然是一个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我相信，第一它能够重新唤起我们对苦难的回忆；第二它能够重新唤起我们对这场灾难的反省和反思。今天周先生演讲之前我就简单地作这样一个开场白，谢谢大家。 主讲者：周钰樵 刚才远宏先生讲了，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但是迄今为止，今年我还没有看到一篇真正深刻反思文革的文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些人在有意地消灭我们的记忆。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捍卫我们的记忆。文革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它曾经使全世界瞠目结舌，以为中国为什么突然疯了，同时，它也使当时中国的七八亿人陷入一种集体疯狂。 我是全程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作为一个所谓的“红城派”的造反派头头，不仅全程介入了这个打着旗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而且不瞒大家说， 我也曾经分到了一杯羹。在上帝面前，凡是在文革中介入了的，都是有罪的，包括我自己，都必须忏悔。如果不忏悔，如果不反思，这正是今天的独裁者所需要的。因此，我们今天重提文革，就需要抽丝剥茧似的追寻文革的罪恶之源究竟在什么地方。作为对文革的一种研讨，我觉得曾经有过的不仅远远不够，而且文革的流毒现在还在显现出来。文革中间对民主的不尊重，对人权的任意蹂躏，法制根本不管了这些现象，在现在还是依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研究文革的书籍很多，我大概也读了十几本，但没有观点能够定于一尊。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也仅仅是个人体会的东西，所以关于下面几点，我提出来，愿意和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共同研讨。我希望通过这个研讨，我们能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能够畅行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神州土地上。 下面是我第一个题目，叫“文革是三斗哲学的凸显”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哲学。文革的产生绝非偶然现象，它是一种哲学的凸显。这种哲学按毛泽东的话讲，叫斗争哲学。毛泽东把共产党哲学归为四个字，“斗争哲学”。那么我们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斗争哲学？我认为首先这和苏联体制有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建立的，它全盘地接受了苏联的共产党哲学。苏共的哲学在列宁的著作里体现得非常清楚。最早，布尔什维克走的是议会道路，参加了议会竞选，被选成了少数派，布尔什维克几个字就是少数的意思。而多数却是孟什维克。这时列宁发现，他如果要通过和平的竞争，根本没法能在短期内取得政权，于是他们倡导了一场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在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也就不赘述了。无独有偶，在只有一个高中生水平而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早年在跟蔡和森通信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议会道路我们可不可以走。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说，可是可以，但我们的时间太短了，要找一条捷径。这条捷径怎么办呢？毛泽东虽然号召我们大家都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毛泽东本人却只读了半本马克思的书。我查遍了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发现一本马克思的书他都没有读完过。为什么我给他定义只读了半本，因为他确实读过共产党宣言，因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思共同著的小册子，所以我说他只读了半本。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了。但他却要求大家都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却只读了这半本，还在这本书中作了眉批，他说“共产党宣言我只取它四个字，那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最早斗争哲学的一种出现。 再加上毛泽东受的教育。他在十四岁以前读的是私塾，由于调皮，还有其它原因，他父亲就不让他再读书了，这样在两年中就换了五六所私塾的顽皮学生，确实让他的父亲感到非常恼火，干脆就让他回家务农。从十四岁开始，毛泽东就开始胡乱地看了一些书，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水浒”，所以毛对“水浒”的评价非常高，讲的是暴力夺取政权嘛。另外还有“说岳全传”之类的。他并没有进行过系统地理论学习，直到十六岁，他才开始到东江小学去上学。一个一米七高的他和一群七八岁的童稚未干的小学生在一起，你想毛的心情当时是何等感受。在他读小学之前，他父亲就停了他的学，停他学的原因是他非常调皮，当时经常拳脚交加地对他进行教育。毛当时过的日子是每一个月都吃不上鸡蛋，也吃不上肉。父亲对他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这样的日子非常难过。为了挣脱这样的日子，他离开了。 当他去寻求所谓的“革命”的时候，正好遇上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孙中山在屡次碰壁之后就愿意接受苏联的经验，走运用暴力革命的这条道路。这条路和毛的想法是一拍即和。这个斗争哲学作为一种安生立命的哲学，无论是在政党内，国家内，团体内，都是非常糟糕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斗争哲学在对外上显现的就是绝对的无情，对内也是非常无情。比如清A、B团，毛泽东就是始作俑者。最近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写了一本书叫《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章节是揭露了毛泽东清AB团，甚至他把高级将领全部抓了，他的手下把高级将领的夫人全身脱光，毒刑拷打，甚至于还有烧阴户，点花灯之类的酷刑。这还是内斗，说到外斗当然就更严酷惨烈多了，我在这里从略。 他的这个斗争哲学一直演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四九年以后，按理说已经夺得了政权，在农村，通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地主富农等的土地被没收了；在城市，通过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资本家的财产也被剥夺了，就应该安心建设了吧？但为什么在文革前有那么多的斗争？从对内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到反右，甚至于在五九年的卢山会议，对内批彭德怀等等，为什么斗争不断？是因为他的基本哲学思想是斗争哲学，那么他就必须要斗，不管是在和平时候还是非和平时候。 这个斗争哲学后来被毛泽东逐渐地归类了，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5%的人被划为了阶级敌人，在肃反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毛当时的批示）比如；天津，现在要枪毙多少多少人，他给你定一个数字，至于这些人该不该枪毙，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这样逐渐地完善了这个斗争哲学，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一个他把他这个斗争哲学的外延概括为三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这是无神论的体现；与地斗，我们这里谭作人先生有一篇文章我建议大家看一下，就是生态资源已经被破坏到哪一步了？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希望大家看一下；至于与人斗，我们大家都更有体会。 经过多年以后，他这个斗争哲学就逐渐延伸了，延伸到文化革命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又出来了，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你看他的斗争哲学已经升华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你说毛是不是伪装，不是，我认为不是，毛是真实地认为就应该这样。甚至在他的生活中也有体现。大家可能不知道毛是一个京剧迷，非常爱看京剧，最爱看的一出叫“白蛇传”，只要是优秀演员演这出戏，毛泽东每看必哭，从断桥开始就哭，一直到白蛇被法海和尚的紫金钵压在雷锋塔下了，他就哭得更凶了。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里面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就是因为毛在看《白蛇传》的时候太爱哭了，大家觉得有些难办。因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管是否有外国人在场都是照哭不误，所以后来就尽量让他的侍卫长先去打前站，告知不要演“白蛇传”，以避免毛有失身份。结果有一次卫侍长去晚了，到上海时柯庆施来汇报，说晚上安排了些什么节目，而毛就说你们上海的京剧演员好，就演“白蛇传”吧。卫侍长去后听说是演“白蛇传”，知道有麻烦了，知道他又会哭。但就在那次出现了“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次的“白蛇传”是童芷林（当时的京剧皇后）主演，演到断桥时毛又开始哭，开始时是抽泣，后来看到白蛇被压到雷锋塔下时，（这里插叙一下，毛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坐下后会把皮带松开）毛就哭得更凶了。柯庆施当时都被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这个卫侍长李银桥就给他摆手让他别害怕，因为李已熟知这个场面。那天的情况是李摆了手以后，毛因为看到白蛇最后的结局很激动，一下就站起来，谁知裤子却掉下去了。当时李银桥一边帮他穿裤子，一边对他说：主席，该去接见演员了。毛当时却大声说，“不造反，行吗？”这就是他造反哲学的底线。当然后来的花絮是他上台给演员握手时，他使劲给白蛇演员握手,然后两只手给小青握,一只手给许仙握,都显得很勉强,见到法海,他手都不握,我想那个演法海的演员那晚上肯定睡不着了。从这些事情也可以说明斗争哲学已经深入到毛泽东的骨髓。 毛泽东若干次把中国作为他斗争哲学的试验田，均遭失败以后，他又觉得通过反右可以来求得舆论一律，但他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反右还是出了中国的圣女林昭式的人物。后来，通过打压彭德怀党内的声音没有了，但是生产却垮下去了。六十年代，中国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确凿地说明仅四川当时就饿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尝试了各种方法，最后，他发现要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他运用斗争哲学，鼓吹造反有理，就这样来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他的所谓理想就可以实现了。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文化革命一拖十年，民穷财尽，当时，人们的精神完全垮了。这一个斗争哲学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灾莫大焉。因此，我们在谈论文革的时候，我觉得对文革的斗争哲学是应该首要批判的。那么批判毛的斗争哲学，我们是什么目的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针锋相对地提出和谐哲学。批判文革，批判毛泽东的三斗哲学，应该是提倡三和哲学，“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用基督的爱取代所谓斗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义行在中国神州的大地上。（鼓掌） 我要讲第二个问题是：苏共批判斯大林为毛泽东搞文革埋下了伏笔。 我们在追寻文革的产生原因时，很多人把它归于毛的个性使然。实际不全是。这里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民族的因素。刚才远宏先生提到民族集体忏悔的意识，我非常赞同。那么我在这里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外部因素。毛泽东与三个人非常相似，第一个，斯大林，第二个希特勒，第三个秦始皇。他把古今中外独载者的品性集于一身，于是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怪胎，这个怪胎就是毛泽东。这个毛泽东无论从哲学上，还是从生活上，都是怪胎。你可以想一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数十年不洗澡；喝茶时要喝最苦的茶，甚至用手去捞茶叶来咀嚼；并且在未进中南海之前长期拉野屎。你说这样的人在生活上是不是一个怪胎？但这些生活上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原谅。 但是在他发动文革的时候，我们追寻文革原因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有一个外部原因。我原来曾经研究过一个问题，因为过去我曾经给人家讲过党史，讲党史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这个中共刚刚成立的时候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想当时的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都是教员，不可能有多高的工资，但那时看他们好象不缺钱用。开会的地方不对了没有关系，去租一条船就是了，好象就是不缺钱。最后通过有些资料的解密我才知道，他们的钱，中共早期的经费全部是苏共提供的。但是苏共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给你提供经费，你必须按苏共的模式来进行革命。于是我们看到整个的组党，整个的原则，都是从苏联（苏共）来的。甚至我们后来的教科书，譬如我曾经在电大教过文学概论，最早写这个文学概论的人叫叶以群，而叶以群是把苏联的文艺学引论原封原样地移植了过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从苏共“政治第一，文艺第二”这样演生过来的。因此，中共当时虽然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实际上是苏共的一个附庸。 但是苏联自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比列宁更残忍地镇压了非常多的人，甚至于他的好朋友奥尔忠尼启则都被他杀了，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但在苏共内部，多数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为啥子呢？他有一个秘密警察头子叫贝利亚，只要斯大林暗示一下，他不满的人便非常迅速地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现在常常强调毛泽东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未必如此。因为他无论从哲学观点，从生活态度，从行为方式这些方面都同斯大林好象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只是一个人放在了俄罗斯，一个人放在了中国而已。所以他是把斯大林学得非常精的。 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政权巩固了，经过土改，经过三反五反，经济上完全是国有化了，另外在政治上经过多次的批判，批武训，批胡风，批胡适等，很多人都开始晋升了，当时全国是一片“歌舞升平”。一九五六年以前的文艺，我把它概括为颂歌遍地的文艺，尽是颂歌。三颂，第一颂伟大领袖的伟大，第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第三颂劳动模范的勤劳。三颂时代，那时候你在文艺界里很少找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切硬是好得很，一片光明。 但是没有料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号，苏共内部以赫鲁晓夫为首作出了批判斯大林的决定。而前提是斯大林去世之前指定了他的继承人马林可夫。后来由于宫廷政变，马林可夫下台，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联系了一些人，秘密地处决了以前专门秘密处决人的贝利亚。他们提出来应该批判斯大林。第一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第二他们觉得应该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展开一场和平竞争，当时叫做“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朱德，朱德去了以后感到非常吃惊，这被奉为老大哥的苏联居然批判敢斯大林。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开，这时苏联批判斯大林的这股风已经在中国和东欧国家传遍了。对毛的压力很大，这时曾经在七大上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的刘少奇，突然提出来我们也要防止个人崇拜，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显得非常被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开，非常有趣的是毛泽东只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当时大家感到有些异样，随即提出对党章进行修改。彭德怀当时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党章要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去呢？毛主席是伟大，但写进去还是不妥。当时刘少奇附合，多数人也附合。于是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的党章上没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了。尽管毛泽东很谦虚地表示删去可以，但是他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平衡。同时毛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把他的权力交一部分出来。毛也做到了，一九五九年他把国家主席交出来了，理由是他要多用一些精力来钻研马克思主义，但是直到他去世，他还是没看过除共产党宣言而外的任何马克思著作。我说这个是因为我研究过毛泽东，我把他的全部读书笔记翻完，因为知道毛有一个习惯，他凡是看过的书都要作一些点评，以表明自己看过。后来有御用文人说我们经常看到主席在翻《资本论》，可惜没有留下批注，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翻《资本论》，我还翻过呢，因为看不懂，我就没看了，怎么能说翻一下就是看过了呢？那么这一个苏共五六年的批斯大林，对毛的震动很大，而且五九年确实刘少奇就担任了国家主席。毛泽东一交出国家主席就感到非常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的政令不通了。曾经有过一个资料说到了文革前毛突然到政治局去，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他说，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发言权；我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有发言权。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微妙了。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他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因素就是从五六年开始他觉得有大权旁落的感觉。而作为一个独裁者，如果有了这种感觉，他是会发疯的，所以最后毛泽东开始发疯，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想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理想国。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上海大学的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毛泽东是个五四青年。毛泽东呢他还有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来改变中国现状的想法。但我觉得毛虽然是一个五四青年，但他更重要的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虽然他没有提希特勒，但他提了并赞扬了秦始皇。甚至于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几百人，我们比他坑得多多了。因此苏共这个五六年批斯大林搞的这个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运动，对毛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再加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配合，使毛泽东有大权旁落的感觉，所以他希望通过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是自下而上的，因为在文革之前，所有的运动都是中央下文，从上而下开始的。唯独文革是自下而上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文革凸现的制度缺陷。 就是在文革中，我们这个制度有什么样的缺陷？我现在只讲一个，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大家可以作一个对比，凡是民主国家，它不会有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接班人的问题。为什么呢，布什下台了，他决不会推荐哪一个人，克林顿下台了，也不会推荐什么人，都是你们自己去争，先在党内争，然后跟对方争，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问题。但是凡是一党专政的国家，都有接班人问题，封建皇权制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看现在中国的电视是发疯了，天天都是这个王朝那个王朝的。你一打开中央电视台，尽是演的奴才该死的戏，完全是发疯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皇权继承中间，若干尔虞我诈、腥风血雨。雍正是老四，他到底是怎么当上皇帝的也有很多说法，还有很多类似的。那么这个一党独裁的国家就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凡是在位的都要作到死，不死决不罢休，而且在死前一定要指定一个自己最信任的人。列宁是临死时才交的权，斯大林也是到死才交给马林可夫，马林可夫坐不稳才拿给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当政时迫于形势有所开放，赫鲁晓夫就被勃湟日列夫所取代。而朝鲜金日成是一直坐到死交给他的儿子金正日，金正日现在还未死已经准备交给他的孙子了。还有一个最老的古巴的卡斯特罗，坐了五十多年依然没有交。他们要交都要经过自己的选择。 文革中间说的一条理由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怎么样解决呢？毛泽东已经发现自己定的接班人不可靠。毛指定的接班人序列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他对刘和邓的喜欢始于七大，因为刘率先提出来毛泽东思想应该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要写入党章。后来，四九年以后又把它写入宪法。这讨得了毛的欢喜，把他列为第一接斑人，邓小平列为第二序列接班人。文革非常奇怪，首先就把第一接班人取下来了。而且毛泽东亲自上阵，写了一篇“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最后弄得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而邓小平留下来了，为什么？在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彭德怀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候，邓小平坚决站在毛泽东这边，因此邓小平是以观后效。但他这个以观后效也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这时毛又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林彪。林彪按照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的描述，是中共体制内的一个异类。林彪从四九年以后对权欲不是那么迷恋，但毛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文革中把他捧成了副统帅，并且还写入党章和宪法。（我这里顺便说一句，凡是法制国家的宪法不应该一再的修改，中国迄今为止已出现的成文宪法是十一部。）这时看来接班人问题好象就解决了，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九一三”以后林彪由过去的捧毛求存发生突变。因为自林彪上台以后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人手一册就是林彪发明的，而且我个人认为当时林彪想到你邓小平刘少奇会吹毛泽东，要吹我比你们更会吹。于是就出现了空前的“一句顶一万句”，“五百年才出一个”“千年难出”等等。反正这些所有的吹捧都无比肉麻，都是林彪所说的，而当时毛是欣然接受了。但是没有想到林彪突然来了一个杀毛求变，林彪在11.13堕机于温都尔汗以后，毛泽东受到了空前的打击。既然文革是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现在三个接班人都不行了。那时毛泽东双目失明四百多天，所有的文件都靠张玉凤给他念。这些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当然，后来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才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在这里我想说一点的是华国锋是否是毛的长子，现在还有争议，但我本人赞同华是毛长子的说法。因为我看的资料非常能说服人，而且至今为止未见任何避谣。去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灵堂上的花圈华国锋薯名为儿子华国锋，儿媳XXX。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出毛实在是没有法了才把这个不太中用的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那么这个接班人问题只是文革中的一个现象，这凸显的是制度的缺陷。因为我们这个制度尽是靠指定，你说要得就要得。华国锋无论从智力，从资历或是从别的方面，他都不够来领导一个国家，更不要说其它的了。因此这个制度缺陷在后来都体现出来了。 邓小平后来通过一些内部政变把华国锋掀下去了，但邓小平一直没有担任过一把手。这是因为邓小平虽然是作为毛原来定的序列接班人之一，但是他还是发现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推出了赵紫阳、胡耀邦。但这个制度缺陷就体现在你推出的那些接班人你又要控制他。邓小平一手推出了胡耀邦、赵紫阳，又一手把他们打压下去。后来据说也有过换掉江泽民的想法，元老们说事不过三。才打消了。特别是赵紫阳一直被软禁至死。而去年开始在有限地悼念胡耀邦了，但这还远远不够。这个制度缺陷，就在为了一个接班人问题让成千上万的人在文革中消失了。因此我们在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我们在批判文革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制度缺陷的根本是什么？ 从邓小平打下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始，推出了一个比较喜欢作秀的江泽民。然后邓小平又隔山打鸟地指定江泽民之后是胡锦涛。我认为这一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的解决方法只能够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党内需要搞成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党，党外应该真正地民主选举，使党政合一变成真正的党政分开；使政教合一变成政教分开。 我谈的第四点：文革是对普世价值的全面挑战。 文革发生在一九六六年，距现在已经是四十周年了。那个时候天赋人权这个概念已经比较普及了。但是在文革中间，除了一个人的人权得到维护以外，所有人的人权都受到了一种挑战。连刘少奇炙手可热的国家主席，邓小平这样不得了的人都被打倒了。那个时候感觉到人的权利没有任何保障，这时正是天赋人权在欧洲开始吹风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说法是在那个时候，最早是由高干子女成立的红卫兵，把教师和所谓的反动当权派拿来殴打。有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孩是北京师大的叫宋彬彬，据说她就亲手打死了好几个人，但现在她在美国否认说她没有打死过人，只是打伤了人。这个时候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如果被打死了没有任何人出来指责，即使你不是地富反坏右，他都可以随时随地以一个非常小的名义把你拉来关起。据说成都小天竺有一家人，这家人的成分中等是职员。他有三个小孩，分别取名为爱国、爱民、爱党，但最后把父亲抓来关起，说他是爱国民党。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整个人权真是全都被蹂躏了。 在这个人权被践踏的时期江青发明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毛认同的。叫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阶级报复。从她发明这个公式就可以看出文革是对天赋人权的挑战，也是对民主制度的否定。大家都知道文革中有个“四大”，叫大民主，大字报，大辨论，大串联。这个提法仿佛就象是民主了。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当时确实大字报满天飞，任何人都可以写大字报，但只有一个人你不能写，那就是毛泽东你不能写，不仅毛泽东你不能写大字报，而且对毛泽东的语录都奉若神旨，对立的两派随时随地都把它当作御赐宝剑应用来攻击对方。在文革中西南局的那个大混蛋李井泉的儿子写了一篇“炮轰。。。”的大字报，是针对毛泽东的，就被他的革命同学活活打死了！ 毛的“民主”前面有个限制语叫“集中”，康生一语道破天机：“民主”只是一个名词，“集中”才是最重要的。文革是所有意见都“集中”到毛泽东那儿，由毛泽东的所谓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就是随便几句屁话——定于一尊。“最高指示”一下达，全面禁声不敢再有它说，全国百姓只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份。。。。 这种大民主，是独裁的变种，它与普世的民主价值相差何其远何其大啊！ 文也是对自由的挑战。毛泽东的自由观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放荡不羁，其它人——包括他的亲密战友——绝对不允许有所谓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他就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自由”而“主义”，自然要反对。毛泽东罗列的十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同普世价值的“自由观”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文革一开始，按毛的说法，多数人民有自由，取缔少数人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特色。而他就是多数人的代表。可是我们享受到的自由是什么？举文艺创作为例吧，整整十年，只有八个样板戏；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两部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啊，还有一部《欧阳海之歌》也应算上；一副画——《毛主席去安源》；一部评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这就是文艺创作自由结出的硕果！再举生活的例子吧。当时连穿衣服都要革命化，军帽军衣、军裤军胶鞋就是当时的流行装。你如敢穿喇叭裤上街，自有剪刀侍候；你如果敢烫发，不剪你个阴阳头算你侥幸。对这种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只有敬谢不敏！ 同时，文革也是对法制的挑战。毛泽东曾自诩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文革中，他就是法，他就是天。有两个例子耐人寻问，一个是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请大家注意，毛泽东这一“壮举”是他感到腹背受困时作出的，也就是说，他不利时就会讲游戏规则了。另一个例子是刘少奇刚被批斗时，也援引宪法，说他是共和国主席，要受宪法保护。其实，别说是文革期间，就是文革前后，又有多少人真正遵守游戏规则。只不过文革期间，所有的法律荡然无存，再精严的律令比起“最高指示”来，不过是衰草一根。那时所有的一切都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不是独裁又是什么？ 还有很多例子，还有更深的剖析，限于时间，我不再深入下去。提供这条思路，目的是通过对文革的批判，落实到对普世价值的启蒙，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实现上。 第五个问题：文革引起的社群心理变异。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中华民族社群心理被文革摔得支离破碎，惨不可言。无论哪个阶层，都经历了“灵魂深处”的变异。它的后遗症现在正日益凸出。我今天只能简单地提示一下。 文革的目的，按毛的说法，要保红色江山的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不到共产主义决不罢休。可是，今天十三亿中国人，究竟有几个人坚信“英特耐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我举个例子，邓小平“六四”大屠杀期间，有个叫袁木的家伙，大骂美帝国主义是邪恶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天敌。那厮在电视、报纸上曝光露了脸，给人印象他是幂顽不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然而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的回忆录里面说，屠刀的血还没有揩干净，他的女儿就悄悄地到美国大使馆去申领赴美签证了。对方提到袁木的讲话，她说：“他是他，我是我”。人家又大声问，“你来办签证你的父亲知不知道”？她小声的说“知道”。于是我产生联想，那些宣传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的高官的子女，为什么都往共产主义的天敌美国英国跑，却不去帮助共产主义的兄弟国家古巴、朝鲜等呢？这些说明，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怀疑和否定已经是不须置疑的社会现实了。 文革引起社群心理变异的表象之二是对以一党专政制度的极不信任。文革的现实自不待言，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现实同样令人失望。政府现在天天都在喊改革，不从政治制度着手，怎么改？连选一个村长都会黑幕重重，遑论更高层的民选。“维权”成了现在最矛盾的集中点，官民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制度缺陷如月之蚀，早已显现无遗。你要中国百姓相信一党专政制度优于其它制度，那好办，一是真正民选；二是公布高官财产并允许民众调查；三是让民众真正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四是让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或曰“畏民政府”；五是，算了，我就不讲了。按远宏先生的说法，这些都不过是些常识性的东西。 文革引起社群心理变异的表象之三是信仰缺失后的苦苦追求。毛泽东是无神论者，深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是他又得意于《东方红》把他颂为“大救星”，这是不是矛盾？不，毛泽东要大家不信神，其根源盖出于他把自己造成神。文革就是一个造神的灾难性运动。神化破灭后，毛泽东的丑陋嘴脸尽白于天下，中国的百姓再也不信他了，信谁呢？法轮功的李洪志；天主教基督教信上帝耶稣；佛教信释加牟尼；伊斯兰教信他们的真主；道教信李老君张道陵。近三十年，中国的民众在信仰上追求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本质上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论，内核却是精神寄托与心灵安放在与制度的变迁较劲。这较劲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天，人们的选择由一元到多元，再由多元归一为止。 文革引起社群心理变异的表象之四是对制度、对政府、对官员的不信任。有一种说法，目前不是贪官有多少，而是有没有清官？自贡的刘正有先生说，制度是政府制定的，是维护政府的。每一个新规定出台，老百姓就多了一重灾难。一个政府丧失民心到这种地步，追根溯源到文革是应该的，必要的。邓小平号召让一部分个人先富起来，那到底是谁先富起来了，首先是邓的家族富了，李鹏的家族富了，江泽民的家族富了。接下来呢？反腐败要动真格的，就要先从窃国大盗们，从最大的那个贪官，那个把国家都贪污了的人开始清算起。这样百姓庶几可以有点信任的。但是，办得到吗？ 文革引起的社群心理变异的表象之五是族群的道德素质整体下滑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如果说毛泽东把全国人民抛进了一个政治炼狱，邓小平则把全国人民摔进了一个利益的角斗场；这两个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带给人民的却是无所得后的破罐破摔。再加上一些无良媒体的鼓噪，中国人的精神真真快要垮了。四十年前，中国号称是无吸毒无娼妓的国家，四十年后，中国吸毒贩毒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娼妓跃居世界第一。有一首民谣；中国娼妓二千万，神仙见了也打颤，建议派到台湾去，整他一个稀粑烂！今天，大家想想，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贪官？到底有多少无骨文人？到底有多少不良媒体？到底有多少黑社会？ 还可以再说下去，因时间关系暂时打住，以后再研讨吧。 社群心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晴雨表。我希望非暴力的实现公民社会和政治转型，所以批判文革引起的社群心理的变异也是必须的。 第六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还要研讨毛泽东与文革？ 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毛泽东也已经死去三十年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研讨？首先，毛泽东没有受到公审。毛泽东的罪恶已在很多著作中批露出来了。李志绥先生、高华先生、高文谦先生、何方先生、张戎女士最近的书都有翔实的记载，建议大家去读一读。文革中的“四人帮”应该改成“五人帮”，祸首就是毛泽东。毛对国家、民族、人民犯了那么多十恶不赦的大罪，非公审不足以昭事实；非公审不足以平民愤！那里还谈得上要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然而，在今天，电视上的毛泽东还是那么英明、伟大、慈祥，颂扬毛泽东的书藉还源源不断，颂扬毛的歌曲还在敲击我们的耳目和神经，还有人把他奉为神明。。。。我们可以抓住文革批判毛泽东，前推四十年，后移四十年，找出制度根源。。。。 其次，文革流毒尚未肃清。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继承人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等根本无意批毛批文革。既然文革在哲学场面上是“斗争哲学”的展现，那么，当需要时，“阶级斗争”还是一抓就灵，想想八九年的六四吧，邓小平不是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吗？听听他讲的，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的语调，同毛泽东如出一辙啊。文革中的“高、大、全”和今天的“伟、光、正”，和三个代表有根本区别吗？没有啊，文革无法可依，今天形式上看是有“法”了，然而依了吗？单举一例，“五人以上去上访”，被称之为“恶访”，这算什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五人行必有祸害啊。还有很多事例，暂不多举了。第三是我们在这里谈文革与毛泽东，就是要捍卫我们的记忆，拒绝遗忘，学习袁伟时先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不清楚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对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剖析，对毛泽东的罪行还未进行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以毛泽东和文革为镜，可以烛照出我们身处的社会和身边正在发生着的一切的哲学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缺陷。美国的黑人民主斗士马丁路德金曾经有一篇很著名的讲演叫《我有一个梦想》。在今天，在这里，我也想向大家说，我也有一个梦；如果有一天，毛泽东的僵尸不再污染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丑像不再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毛泽东、邓小平及其它刽子手受到公审；我的兄弟姐妹的权利受到真正的保护；人的自尊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彰显；人民代表是我手中选票选出来的；政府不再敢滥用公权；公民能自主选择信仰；汕尾村的悲剧不再重现；太平村的农民兄弟姐妹能真正享受到太平；人人都成了宪政国家的公民，上帝的公义畅行于神州大地；那么，即使我长眠于地——今天，我已是花甲老人了——我也将含笑九泉。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黄维才： 刚才听了远宏老师的主持发言和雨樵老师的主讲,我很受震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和演变因素,他们进行了很多理论上的探讨,我认为都说得很好。特别是他们提到了每一个参与了文革的人都应该反省和忏悔，我是深深同意的。所以在这里我不准备多说文革的动因和个人的遭遇，而是想做一个深切的忏悔。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跪在床上向主做了一个长久的祷告，为今天的这个讲座，也为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 我当时脑海里涌现出的是一幕幕自己参与文革时的画面和场景，这种场景和画面过去也是经常会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但过去想起它们时心里翻腾着的更多是不平、失落、愤怨甚至还有仇恨。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骗者，也是一个遭受了苦难的受害者。但自从认识了主以后，曾经麻木着的灵魂开始苏醒，曾经闭着的管理良知的第三只眼睁开了，它让我遇事不再是只往外看，而是要往内看。加上在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朋友向我推荐的几篇文章，就是范学德先生的“文革忏悔录”和郑义先生的“清华.北大.红卫兵和我”，还有这位朋友写的“心殇”，使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颤。特别是郑义先生文章中引用哈维尔的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集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让我对自己的“过去”也进行了不断地深省、反思和一次次的拷问。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真的就史无前例的无辜吗？我的灵魂真的就那么史无前例的纯洁吗？不错，在文革中我家因为成分问题也遭受过“抄家”；我也因为参加派性斗争而被毒打、被游过街；我的一个亲哥哥也在武斗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从这点上讲，我算一个受害者。但在文革中我在学校里也写过大字报批判老师呀，而且就因为自己出身不好想挣“表现”，写大字报批老师还比一般同学更积极呢？这个时候，老师是受害者，我却成了施虐者；文革中的成都，到处硝烟叠起，派与派之间争斗得你死我活，我不也积极地参与了吗？在那时所谓的“文攻武卫”掀起的血雨腥风中，多少人死于非命？难道我们这些曾经的拥护者就没有责任吗？；那时的各种舞台上，都是高唱铿锵有力的“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雄纠纠气昂昂的“忠字革命舞”，我不是跳得比谁都起劲吗？….. 而当我的父亲被挂着“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弄到院子里面来游斗时，我心里虽明知他是非常热爱毛泽东的（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被人卖了，还无知地帮着数钱呢），因为他经常都在教育我们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但我却不敢站出来大声地说一句，“他不是反革命！”只是和我妹妹在家里放声大哭，只会用恸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不满。 细想着在文革中自己面对着这一切非理性非人性的罪恶行径，我不仅没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还积极地拥护和参与，除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崇拜，一切行动都以他的指示为准而外，这中间难道没有自己个人的自私、狂妄、偏激、软弱等性格缺陷的因素吗？我还能无愧地说自己只是受骗上当，是“无辜”的，是“纯洁”的吗？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本来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我们，他在我们的心中播下了良知、责任、公义和爱的种子。可我们从小听到的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受到的是虚假伪善的各种教育，又生活在被毛泽东和他衣钵的接班人搞得污七八糟的社会环境里，我们的心灵远离上帝之后，蒙垢纳污，变得麻木冷漠了，变得自私贪婪了，变得“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了，变得“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了。 想想吧，为什么毛泽东一手发起和操控的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危害这样大，遗害这样深，至今还流毒未清，不就是因为撒旦借着毛泽东瞅准了人心中的这些缺陷，将嫉妒、仇恨、暴虐、残忍这些东西塞了进来，并且煽风点火，才会有那么多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悲剧发生吗？ 雨樵老师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我们这些曾经亲身参与和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来说，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毛泽东发起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动因，还应该反省和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不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不让我们的下一代再遭受到这样的苦难？作为个人，我们应该怎样清洁自己的灵魂，怎样认清和反省自己的理性，才能在真理和谬误之间作出判断，愿意顺服，坚定自己走上帝公义之路的决心。 今天，当我跪在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时，我发出了这样一个心愿，过不多久就是清明节了。我决定在清明节的那天禁食一天，向在文革中无辜冤死的亡灵们致以哀悼，也为我的“过去”向主献上我的认罪和忏悔。 李航： 我非常赞同刚才雨樵老师他们提出的我们对文革要进行反思和反省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我们如何去进行反思还要从我们的国民性，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方面来说反思。其实文革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思维方式。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人民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不能说有一个形而上的政府完全可以脱离这个土壤，脱离这个人民。所以首先要检讨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看了一些书，特别是有一本书是法国一个作家叫布留尔的写了一本叫《原始思维》的书，这本书里就谈到了非洲和美洲一些原始部落里的人的思维方式，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方式有一个缺点叫做遵从一种“互渗率”。什么叫“互渗率”呢，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它不按逻辑关系，它是反逻辑的，是遵从一种神秘的直觉性的东西，而把一些不相关的看起来完全无关的东西凑在一起。举个例子，一个原始人用一支箭射死一个人，这个原始人从不会去看这支箭与被射死的人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会认为是一个巫师给这支箭下了咒，所以就把这个人射死了。所以这个人实际是那个巫师杀死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互渗率”的例子。 他这本书里面也分析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经常遵从一种“互渗率”，就象我们非常熟知的许多人对问题不去深究，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其中的逻辑关系，而且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情感化的，把一切都纳入他自己的情感模式之中。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东西出现在面前了，我们不是首先客观地看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从一个我的情绪需要，比如说我很恨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正好跟我恨的那个东西有关联，于是这个东西就被当成一个可恨的东西了。他不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是考虑这个东西对我的情感的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文革这个现象出现，实际上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毛泽东他倒是要讲斗争讲辩证法,但是多数中国人对这些东西恰恰是差得很远,距离很大,包括想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我造某个人的反，在毛泽东的观念里面这是一种斗争，斗争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你在成长他也在成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他不管你是什么，只管我是什么。比如说他要把你批倒批臭，他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只管我需要把什么东西符号化了，我需要这个符号化的东西是很臭的，要被踏上一只脚，万世不得翻身的，于是就把他踩趴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虽然现在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从文革中走出来了，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在有些人的精神深处存在着。而这种思维方式会表现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宗教生活。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宗教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情感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就是把自己交给上帝，上帝替我们背了罪了，一切都交给上帝了，你就用不着去想了。我们要反对把一个非基督教的或反基督教的东西划成一个撒旦的范畴，然后你就是撒旦了，我们大家就要去反对你了。我认为这种思路跟文革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就象在文革中把某一些人划成黑五类，对他们踩上一只脚，让他们万世不得翻身这样是一个思维模式的产物。 我觉得中国人反思就要反思我们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必须要引入一种基督教的理性精神。什么叫基督教的理性精神呢，实际上基督文明还有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理性精神。它要分清楚，它非常讲逻辑，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本身客观上是什么，我们要尊重它的客观事实，我们不要更多地带着我们的感情色彩，把自己的感情色彩和客观事实分不清楚，但我们必须要分清楚，这才是基督教精神。应该引入我们中国来改造我们。 （整理说明）： 在这次讲座上有邱老师和唐老师的发言因为录音笔断线未录上，故在此将他们的观点简要说明。他们俩位老师认为文革的罪行就应该由毛来承担，老百姓纯粹是受害者，没有罪过，不应当承担罪责。所以不太赞成反省和忏悔。 在他们表明观点后范美忠先生发言： 在座有人对刚才发言者说到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应当反思忏悔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应当负责任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造成其他灾难的决策者或者说领导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普通的参与者，仅仅是作为工具而利用，那么，这些作为大多数的群众有什么责任呢？ 我反对这种大多数人无罪的说法，一个国家由那么多人组成，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或积极主动地参与罪恶，或被动地配合，或冷漠而胆怯地容忍？少数人又焉有能力兴风作浪，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的大灾难？今天我们政治的黑暗腐败，自由的受压制，社会的不公正，较之文革时候又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我们的愚弄了好几代人的掩盖历史真相和颠倒是非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谁编出来的呢？那些中学政治、历史教师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地充当了愚民的工具，难道说为了生存和内心的恐惧就能作为借口吗？你怎么会没有罪？那些制造出假新闻的人是谁？那些压制新闻的宣传部的人是谁？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你怎么没有罪？那些充当共产党帮凶的国安局人员是谁？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你怎么没有罪？那些加入共产党这个专制而罪恶的政党的人是谁？如果不是他们为捞取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加入这个，支持了这个罪恶的政党，它的专制统治能够如此长久吗？ 如果你并不是上诉这几种状况或类似的人，你就没有责任吗？所有对这些罪恶和谎言保持沉默的人都是有罪的！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罪又或多或少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个国家的苦难，你怎么没有罪呢？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去发掘和反省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人性中之恶，而应看到我们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的崇高一面，难道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罪恶是因为所谓崇高的理想而造成，罪恶的结果以及我们的责任就可以被忽略吗？在至善的神面前，我们有谁是如此纯洁和崇高的？你的内心和灵魂真的如此高尚吗？ 我知道我内心的黑暗与罪恶，也就不敢相信那些自称为绝对崇高的人。有人问，那些饿死的人也有罪吗？一个人饿死与否并不构成在罪上的实际差别，且不说这种结果可能是幸运与否的关系，或者可能是他所处位置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的反思仍然不是根植于普遍性罪恶的反思而仅仅流于一种世间的控诉，而不是对自身罪责的反思，那么灾难可能会不断重演。 有人说，我们仅仅是被利用了，难道说一个凶手用一把剑杀了人，这把剑也有罪吗？问题是，你并不是一把剑，剑乃无生命之物，它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能进行主体的选择，因而无所谓罪可言。但你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选择可能的人，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作工具的，如果你忠实于自己的良心，忠实于真理，你怎能如此义无返顾的作出如此残忍的行为而没有良心的不安并居然认为自己没有罪呢？你既然选择了充当工具，参与了罪恶，那就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开脱的。 （在此次讲座上还有陈志强先生和纪廷孝先生发言，他们除了控诉毛发动文革的累累罪行之后，有一个观点是在文革中间对当权派的斗争并不为过，因为这些人在以前就做了很多欺压残害群众的事，群众的怨恨很深，当时斗他们也是活该的，是他们咎由自取。这些人就是经过文革也没有得到教训变好一点，现在还是变本加厉地盘剥和欺压群众，如果再有一次“文革”，还应该把他们斗争得更厉害些）。 针对这种观点，范美忠先生作了如下发言： 有人说，文革没错，因为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时确实有腐化和特权的趋向，难道我们不该起来批斗他们吗？现在贪官这么多，如果还来一次文革，我觉得这些人还该杀，对于当时参加文革，我决不后悔。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腐败确实很严重，政治也确实很黑暗，几乎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和正义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暴易暴，进行一种非理性的报复。社会的专制特权，腐败和不公，一个新建立的政权逐渐腐化，这是一个专制政体必然带来的结果，历代中国皇权专制王朝莫不如此。所有的最后王朝末年，体制崩溃，整个社会陷入大动荡，进入灾难的无政府状态，人民起义对压迫者进行残酷的报复。现在又是如此，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忍耐，一旦报复不受惩罚的时候，我们就肆无忌惮，任心中的仇恨和怒火肆虐，使得人间一片血腥。 但要知道，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也是可疑的。手段的非正义就取消了行为目的的正义性。作为个人的我们是没有权力进行审判和裁决的。我们更应诉诸法律的手段。但现在的黑暗的法律制度已经堵塞了我们用合法的手段使正义得到伸张的可能，正在发生的事件似乎也使我的这种愿望看起来虽然用心良好，却未免因不可行而显得书生气。但是历史的恶性循环难道仅仅增加灾难积累仇恨，而我们却不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吗？ 既然灾难的发生是因为体制，我们就应坚持不懈地谋求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追求新闻自由，追求人权得到保障，而这一切都应以持续不懈的启蒙和非暴力的努力来争取，虽然这可能并不是那么痛快的，需要坚韧的意志和非凡的勇气的。但成熟的知识分子和公民不诞生，民族的未来就没有希望。既然灾难因为人们的罪，难道不应当让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主面前跪下来忏悔我们的罪吗？如果我们真正追求正义和着眼于民族的未来，那么让自己被撒旦控制，图内心的一时之快是决不可取的。而袖手旁观，不履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肯定是有罪的，而且毫无疑问的应该被谴责。 我们这个国家仿佛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那辆驶向深渊的火车，作为火车上的乘客，我们是毫无作为呢？还是为了个人利益向深渊方向加一把力，或者向相反的方向用力，力图阻止火车坠入深渊？历史的未来和我们的个人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在似乎无可更改的灾难历史宿命面前，人平凡而坚韧的努力将彰显出自己活在真理当中的伟大和尊严。愿神看顾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和挣扎于其间的人们！ （最后说明：这次讲座还有部分朋友的发言也是因为录音丢失而未能进行整理出来，特在此致歉）。 ──《观察》首发

中宣部:原新闻局局长 及“新闻阅评小组”组长刘祖禹
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柴全经
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副组长何黄彪
中宣部:新闻局宣教处处长尚墨玲
中宣部舆情局副局长 孙瑜
中宣部:网络阅评组副组长 李德民
中宣部:新闻局网络新闻处处长 葛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蔡名照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 刘正荣
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管理司司长 肖时国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江绍高
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级巡视员 宋乃琪
外交部新闻司参赞 宋荣华

中宣部:骨干人物名单: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
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王太华
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央文明办主任胡振民
中宣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
中宣部：吉炳轩副部长
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
中宣部：高俊良副部长
中宣部：雒树刚副部长
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
中宣部：刘鹏副部长
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文明办秘书组长孔令
中宣部：干部局副局长齐鹤
中宣部：文艺局艺术处副处长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茂林
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
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西南
中央文明办秘书局副局长刘斌
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牧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覃志刚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
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江绍高
求是杂志社总编戴舟

前中宣部：部长丁袁木
前中宣部：部长丁关根
前中宣部: 部长朱厚泽

前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２００５调）
前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
前中宣部：副部长王晨
前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
前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
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刘忠德
前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
前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孟伟哉
前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李准
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
前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

2006.01.06

座 谈 人： 王怡先生 ，中国作家，法律学者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时间：美东时间12月29日

座谈提纲:

一、 2005年中国维权运动概览

1、官方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压制和迫害
2、民间维护上述自由权利的抗争
3、关于拆迁户权利等问题
4、几个案例：中青报事件、蔡卓仁案、太石村案、汕尾开枪案

二、 律师群体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

1、2005年的显著特点：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
2、维权律师的危险生态环境：从高智晟律师被停业说起
3、捍卫律师自己的权利，改善其从业环境

三、 官民互动的萌芽

1、从岁末赵昕事件和郭飞雄获释事件看
2、几点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