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至2006年度，中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恐吓、骚扰和绑架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怀着对中国政治前景极端忧虑的心情注意到，这些黑暗事件进一步造成着异见人士家属诸多的苦难。

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中间，曾金燕在过去一年里代表着一种光明的力量，她为寻找被当局绑架的丈夫胡佳所做的一切努力，鼓舞着很多灰暗的心灵继续盼望中国的政治黎明。我们深信，将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颁发给曾金燕女士，不仅是我们的荣幸，也将多少表达我们对中国大陆政治犯家属的问候与祝福。

曾金燕女士是一位民间环保人士和艾滋病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为河南等地的艾滋病人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然而2006年2月16日，因参加“绝食接力”活动，她的丈夫胡佳被官方秘密绑架，关押长达41天。这一恐怖事件打乱了曾金燕的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了，而有关当局明确告诉她他们并没有抓捕她的丈夫。在这难以想像的40多天里，曾金燕开始全力寻找丈夫，并每天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寻人启示和相关遭遇。这些活动包括：每天到派出所讯问失踪人口查找结果，如果不能亲自去，就打电话；到检察院要求立案侦查；到各大网站、论坛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失踪人口胡佳；坚持写email报告人大代表、国际组织、亲戚朋友寻找胡佳的情况……一个多月以后，面对曾金燕及年迈的母亲的奔走呼号，中国相关部门却无一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 3月21日，曾金燕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胡佳失踪案公之于世界。

曾金燕为此经历了无数的折磨和来自当局的恐吓。但她坚持到了丈夫回家的那一天。这一天是良心胜利的一天，一个软弱无力的女孩战胜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的国家机器。这是爱与恨之间的对抗。专制的原则是仇恨，而曾金燕的原则是爱。这爱首先是对家人的爱，专制的国家机器最初必须毁灭这家人之爱。我们将受难家家人奖归给捍卫家人之爱的道德英雄们，乃是表明对这家人之爱的敬意。事实上，家人之爱在专制国家中永远是第一位受难者，也是铲除敌人意识及专制主义罪恶的最后力量。

我们向曾金燕女士表示祝贺，并祝福中国更多的家庭免于专制的国家的恐怖袭击与政治伤害。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2006年6月16日


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答谢辞

在生命的第22个年头，结婚的第一个夏天，获知自己被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授予本年度的“受难者家人奖”，我心不安，深觉有愧。我的先生胡佳因敢于说真话而遭受暴力、失踪、软禁、孤立和压制。最近的一次， 2006年3月28日，失踪41天的胡佳从公安机关的绑架者手里回到我的身边，形销骨立、夜夜噩梦、肝硬化、情绪不稳定……他还活着回来，我感恩上天的厚爱，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我觉得幸福。但是，我知道磨难没有结束，我必须时刻准备迎接下一轮考验的到来。我也知道，在我们热爱的土地上，还生活着许多和我一样命运的女性。她们正直有良知的家人，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仍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仍然被软禁、压制，或者正蒙受不白之冤被推向深渊。 (博讯 boxun.com)

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感谢每一位站在我们身后的亲友，感谢世界各地默默关注、支持的善良人们，怜悯每一个磨难我们的对手。是的，磨难而不是苦难。真正的苦难来自内心，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们受折磨，除非我们放弃守卫自己的心灵。佛陀说过，人生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不是这种难就是那种难。在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在高原寒冷的藏区，在孤寂清静的临终关怀医院，在纷繁复杂的北京城里，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们乐观地承受着自己的磨难，在磨难中努力幸福地生活。只有放弃守护幸福的人们，才需要忍受苦难的折磨。

我的丈夫胡佳选择做一个正直有良心的人，选择维护人类尊严的事业，也就选择了承受随之而来的磨难。我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婚礼上交换誓言时，我承诺了一辈子与爱人相伴相随。面对磨难，我要好好地学习，学习更加智慧、更加快乐地生活。面对强大对手的恐吓、黑暗、丑恶与仇恨，我没有武器，只有爱和宽容。将来的日子里，我也要用爱，一步步逼退对手，保护我的丈夫不再一次次受伤害。恨只会加深仇恨，只有爱，才能让行恶者直视自己羞耻的心，让他们停止仇恨与压迫，让他们开始爱自己的家人，也爱别人的家人！到那一天，没有人愿意行恶了，也就没有了行恶的机构和政府。我们的家人，才能平安幸福地生活在我们热爱的国土上。

如果没有各位亲友和不知名的朋友们持续地问候与鼓励，如果没有环保界、艾滋病领域、维权界、媒体、驻华大使馆和国际组织等机构，以及我国政府个别有良知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很可能胡佳仍然被关押在不知名的地方，家人仍然承受没有任何胡佳信息的压力，而我很可能早已恐惧慌乱而倒下。藉着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颁奖给我的机会，胡佳与我深深地给诸位鞠躬致谢。

再次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对于我和其他遭受磨难者的家人，这份荣誉是对承受磨难者的事业与人格的肯定，是对我们这些家属极大的安慰与鼓励。我更加坚定了前行的信心，将来的磨难生活，与爱人相伴，有你们的鼓励，还有世界各地正直善良之士的支持，少了委屈、愁苦、恐惧、慌乱与黑暗，多了自信、快乐、坚强、智慧与阳光。

一再鞠躬，谢谢大家！

曾金燕

2006年6月16日

 

 

采访者：李劼

时间：2006年5月11日晚，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召开前夜

地点：会议住地，纽约法拉盛一家旅馆

（李劼整理稿多维时报首发，定稿经王怡修订）

 

中国的家庭教会像孤岛

 

多维：你们的家庭教会是不是就是指非官方的地下教会。

王怡：所谓家庭教会，是指在官方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教会系统，没有在政府那里作审查性的登记。信徒们通常以各自的家庭作为聚会场所，所以被普遍称为家庭教会。家庭的意思指向的只是地点，不是教会的性质。教会就是教会，天下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

 

多维：那么这样的家庭教会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

王怡：据我所知，今天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也有一些大的系统。但大都是在省内的，跨几个省的教会系统也有。全国性的家庭教会系统还没有出现。在河南的教会里面，有五大系统。方城教会呀，中原教会呀，等等。还有温州教会，也有比较成熟的系统。这两个地方是家庭教会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区域，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其它地方大都是分散的、单元式的。如去年3月份开始，最早在我家里，开始一个查经的聚会。大概有十几人，后来搬出去，现在有二十来人。像这样的家庭聚会点有很多。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有点像孤岛。在中共的行政法规下，处于一种非法的、地下的状态。但现在正在出现一个变化，就是教会可能会逐步打破这种地下状态，走到街面上来。以我所在的教会为例，我们没有去登记，我也不认为政府有权对公民的信仰进行审查。除非是完全程序性的、保障信仰自由的登记。但我所在的教会也并没有对什么人封闭，并不是地下的。我们没有偷偷摸摸地聚会，虽然地点在私人场合，但我们是公开地敬拜我们的上帝，教会的门是向任何人敞开的，没有人有权把他关闭。

最近几年，城市里出现了许多家庭教会。尤其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的成为基督徒，参加教会生活。城市教会的公开程度，或者说地上的程度一般说要高于在乡村的教会。乡村教会由于遭到的逼迫、镇压相当严厉，乡村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比较狭窄，所以几乎只能保持一种地下的状态。一旦他们保持地下的状态，彼此之间就像孤岛一样，被政治权力割据了。教会之间没有有效的沟通，比如在寻求真道上、在教会治理上的沟通，等等。这样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家庭教会出现的异端特别多。尤其是在乡村家庭教会中，异端和偏差普遍存在。

 

多维：你说的异端，是指宗教意义上的？

王怡：异端是在信仰和真理意义上说的，不是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说的。一种人认为世界上没有真理，一种人认为有真理，但是真理和国家没有关系。这两种人都可以同意一个立场，那就是国家和法律没有权力去判断思想和信仰的异端。但是站在基督信仰来讲，教会是存在异端的，教会也有这个权柄根据圣经的教导去判断异端。除非教会的信仰也和真理没有关系。这就和道德一样。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必须在国家那里是自由的，但在教会那里是严厉的。中国教会中有很多异端和偏差。比如说，东方闪电是大陆比较着名的一个异端。基本教义是基督再来了，是一个女基督，是河南一个姓郑的女子。这在基督徒的信仰里，显然是悖离《圣经》真理的。中国乡村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类似的异端或偏差。但教会的权柄是属灵的，是非强制性的。他没有俗世的权柄，不能用说服和批评以外的方法去对付异端。有些基督徒支持政府打击异端和所谓邪教，这是非常错误的。即使我认为那被打击的真的是异端，那也和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政府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判断和惩戒思想和信仰上的异端，那政府就成了最大的邪教。支持政府打击邪教，不是在维护真理，而是站在撒旦的道路。真理需要你去顺服，不需要你去搭救。

家庭教会从一方面说，由于受到政治打压，不能公开地、合法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地下状态也造成和加剧了教会的一些不健康倾向。使一些教会领袖原本是很好的基督徒，但在那种封闭的、地下的孤岛状态下，就可能与大公信仰逐渐脱离，内心的骄傲开始膨胀就偏离真道，或者在教会治理上就走向专制。我接触过这样的教会。

 

多维：你刚才说对乡村的打压比较重，是不是意味着对城市的打压就轻一点呢？

王怡：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中共对城市教会的打压，还没有突出的、成规模的局面。在乡村，家庭教会则受到长期的、成规模的打压。

多维：打压就是抓人？

王怡：对。轻微的是行政处罚。譬如罚款，罚几千块、或者几万块钱的都有。严重的是判刑。比如非法经营罪，利用邪教罪等等。比如去年北京蔡卓华的案子，就因为印刷《圣经》和传播《圣经》，以非法经营罪被治罪。当今中国，只有一家印刷公司可以印《圣经》，那就是官方三自教会属下的南京爱德基金会，他们的印刷厂爱德公司可以印《圣经》。其它人印就是违法。也只有他们可以拿海外宣教机构的奉献金，其他人拿也是违法。不是批准手续的问题，而是根本不会批准。

多维：那么《圣经》的内容都一样么？

王怡：内容一样的，各种版本不一样。

多维：有没有法律上的规定？

王怡：有一些内部规定，但我所知没有规范的立法。在中国出版、印刷任何东西都需要审批。你去提交一个申请，有关部门不批，你就没办法了。因此政府不需要用法律明确地说，你们不准印刷《圣经》。只要永远不批准就行了。而且既然有三自教会和基督教协会（通称两会），很多坏事就可以让他们出面，比如制定一些限制信仰自由的内部规定。不需要政府立法。就像狗可以咬人，就不需要主人张嘴。1949年以后，只有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可以印《圣经》。你也可以到那里去买。但一次不能买很多。假如你买5千本，他们就会询问，也许第二天就有警察来把你抓起来。

 

没有信仰就走不下去

 

多维：能不能谈谈你个人为什么信仰基督教？

王怡：我个人追求信仰的历程，文革和64在我少年的心灵上留下的影响很深。小时候一直在追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前也许会把这样的追问归结为一种哲学的探讨。90年代中期，我读大学时，中国有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那个讨论弄到最后就讨论不下去了。大家好像都没有信仰，无法深入讨论所谓人文精神。98年余杰写过一篇文章，质问余秋雨，问他为什么不为文革中的言论忏悔。但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大家说忏悔通常是因为有罪。有罪才会忏悔。一没杀人二没放火我怎么有罪呢，人无完人，而我至少比很多人要好，干吗要忏悔呢？更严重的问题是向谁忏悔呢？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过很多声音，但你发现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问题就出在没有信仰，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创造者、审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谁有胆子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既然没有绝对正确，谁又敢说共产党的独裁是绝对错误的呢？我们往往肯定后者，却不敢肯定前者。这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使我们所主张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完美的正当性。

任何是非善恶，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生命的价值，其实是超乎你的逻辑理性之上的。休谟曾说，逻辑的背后是逻辑，价值的背后是价值。意思是价值是不可能用逻辑推导出来的。你如果找不到超乎逻辑理性之上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是和生命有关的，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

很多年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希望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你还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天赋人权那个天在哪里？比如说，假如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意思就是不平等的。比如我长得比你漂亮，凭什么说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说在不平等的事实背后有一个平等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平等的假设？于是我慢慢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是价值本身。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甚至不能支撑我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当然更不能帮助我像我心里愿意的那样去爱我的妻子。因此我一直在寻求信仰的路上。也许很多琐碎的事把你暂时填满了，你就似乎不需要信仰。但午夜也会梦回，话说多了也会沉默，人在独处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我的老家有句话叫“久走夜路遇到鬼”，我是久走夜路遇到神。遇见了你就知道自己的内心，并不是精神力量的源头，更不是公义的源头。你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那里面不可能流出过于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和他的罪性。我常常对此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

 

多维：我知道你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信教。我想问的是，进入宗教以后，对你的写作和政治上的追求，有什么影响？

王怡：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原点，就是生命本身。我虽然一直在写作和追求，但我知道我的心灵是沉在深渊当中的。有个朋友曾问我，你有没有周期性的陷入彻底绝望的时候。我说，当然有。信仰就是看到了你的有限性，看到了你在真理面前的偏离。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所以才需要宪政。作家一般也都能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但我们对人本身的一个整体上的有限性，那种对美好事物的无能为力，却往往羞于承认，总想掩饰。

但仅仅认识到这种有限性，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心理安慰，直到你要看到拯救的道路。比如说我读保罗的《罗马书》，保罗说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比如我说明天就要做好事，明天就要戒烟戒酒，明天起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人的话语没有自我实现、自我约束的能力，话语就是话语而已。你有犯罪的自由，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想犯罪的时候总是方便的。但你不知道你怎么才能不犯罪。

我从去年开始，将近一年的时间读《圣经》。在04年底中宣部有一个禁令，不许我发表文章。我很感谢这个禁令。它让我回到了开始公共写作之前的那种自省的经历中。我读了一年的《圣经》。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敬拜。那个过程中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的生命中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居然从来没有为这些东西说过一句谢谢。因为不知道是谁给的，就不知道向谁感恩，久而久之就以为天下真的是自己打下来的。就像我们常说“天才”，往往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刚才说如果真的是从父母那里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和那些与生俱无的人相比，我们凭什么要和他平等呢？反过来如果真的是“天才”，“天赋”，这个天就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如果有人借给我们一块钱，我们要说一声谢谢。那么我们这辈子要向做了好事不留名的那一位，该说多少句谢谢呢。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和敬拜，终于懂得了感恩，并且发现，感恩是一件多少快乐的事。

 

理性是一种真理。但还有一种真理就是启示的真理。前者是鼓励一个人不断地朝上走，鼓励人不断地去探求。后来你发现你永远也走不到终点的时候，另外一条路就敞开了。那就是启示的路。神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我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这是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超过了一切人的话语和写作。

有关《圣经》的阅读，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曾经也像你说的那样，相信有一个泛泛的神明，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就和孔子一样“存而不论”了。我曾经对余杰说，我不会信基督教的。要我信基督教有几个大障碍。因为我对理性的那种自负和万般的爱惜，是轻易放不下来的。

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有了另一个经历。我爬在书架上拿最高一层的书，一下子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我就躺在地上，起不来。那一刻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开口祷告。我当时说，神啊，如果你在，就请你证明。因为《圣经》上说，没有神的许可，连一片叶子也不会掉下来的。没有神的许可，我也不会从梯子上摔下来。我由此看到一切历史当中的意义，不是人赋予的意义，而是神给出的意义。这种意义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受偶然性的威胁。我最后唱了在教会里学的赞美诗。书架意味着人的理性的阶梯，爬上去，意味着人向高处的攀登和寻求。可我从上面实实在在的摔下来的那一刻，我觉得上帝的话语也实实在在的临到了我。我内心的骄傲完全没有了。那时人非常软弱。软弱使人变空。而人一变空，就能够接受光，接受来自神的启示。有过这样一个改变之后，我再读《圣经》，非常奇妙的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读《旧约》，觉得耶和华是个凶残的主宰，对人的罪过一点都不宽恕。而基督才是爱的化身。但那次经历之后，我读出了《旧约》中耶和华对罪人的恒久忍耐，读得满面泪流。

还有一次经历，我去瑞典开会。当时我跟陈迈平坐海轮到赫尔辛基去。以前从来没坐过海轮。记得是晚上11－12点的时候，由于纬度高，还像黄昏一样。风很大。大甲板上在下雨，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我当时靠在船舷，突然感觉到生命中有一种黑暗的、毁灭的东西涌现出来。我感到非常恐惧，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跳下去的冲动，跳下去就进入无限了，就和永恒有分了。哪怕是无限的黑暗和永恒的毁灭。可是永恒本身的诱惑太大了，你甚至不太在乎那是光明还是黑暗。就像有人说，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我甚至没有信心能够克服这样的冲动。就慌忙离开了船舷。那一刻，你真的觉得你不是自己的主人。我看到了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浩瀚，我觉得自己被另外那个眼睛看不见的浩瀚征服了。我看着大海，有非常强烈的感动。于是我靠在那里哭了起来，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许很难感觉到人心彻底软下去的那一刻。那一刻，神因为你的骄傲而向你隐藏起来的启示就显现了。我当时就在甲板上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对上帝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和忏悔我的罪。我要来到你面前，奉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

但我下了甲板后，回到那种灯红酒绿的世界中，我又立即变得不确定了。我甚至在心里否定了我刚才的祷告，我对自己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就像一种自我审查，说还要考验一下。其实不是考验自己，而是信心不足，就去试探神。后来我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反复。

 

多维：这样的冥想，是你从小就有的？

王怡：应该是吧。儒家说的慎独嘛。

多维：记忆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冥想的？

王怡：很早。因为我是独子。那时候几乎还没有独生子女。我经常在家里独处。因为父母是双职工，白天上班，有时候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当时大概5－6岁吧。我在家里冥想，还自己跟自己说话。有时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来自说自话。就像我们如果不知道有神，就会造千奇百怪的偶像出来，然后向他说话。

多维：你还能记得说了些什么话？

王怡：那我记不得了。但那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我从窗户里看着外面的世界，看外面的小朋友在玩，感觉像是坐监狱一般。因为窗户是铁栏栅的，的确很像监狱。

多维：你所在的家庭教会里面，大都是知识分子么？

王怡：知识分子是居多，也有商人，有做企业的。有教师，艺术家，画家等，也有学生。

多维：你们除了谈论信仰之外，还谈其它话题么？

王怡：基督徒的主日聚会不是谈论，而是倾听和学习圣经的话语，查读《圣经》，做祷告。聚会中不会谈论其它话题。因为这一天是奉献给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的，对我来说，我在尘世当中一周只有六天。

 

和布什会面是弟兄般感觉

 

多维：在白宫跟布什会面时，你感觉是在跟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教会里的兄弟，还是跟一个异国首脑、一个有权力的人物在一起？

王怡：我的确有一种弟兄般的感觉。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我们相信藉着圣灵，圣徒相通。去白宫之前，我也见过另外一些美国的政要。对这些年来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崛起，印象很深。我见到的这些议员和官员，都是很虔诚、也很谦卑的基督徒。白宫会面时总统的主要班底基本上都在。除了布什，还有切尼。除了赖斯和防长，其他人都在。

多维：你们主要的话题是什么？

王怡：主要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参与维权活动的个人经历。布什总统显然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基督徒的信仰很好奇，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情况很关心。布什对我们在一个无神论国家里接受基督信仰很感兴趣。他问了很多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个人见证。我们跟他交流了彼此信仰上的经历。也谈了中国的宗教自由以及其他人权问题。白宫原定半个小时会见时间，后来延长到一个小时。

多维：布什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跟你们谈话的？

王怡：会面前半小时我们被告知，布什希望这是一次基督徒之间的会面。他们临时把见面地点改在白宫的总统私人住宅，而不是椭圆形办公室。当然，我猜想这也有中共发出强烈抗议的因素。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按照布什班底在白宫开会的习惯，站起来手拉手，由布什为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政府、中国人的自由做了一个祷告。

 

多维：你觉得这次会见以后，将使中国的家庭教会获得更大的发展，还是遭到更大的挫折？

王怡：我相信会预示一个更大的发展和显现。白宫和布什也是想籍此向中国政府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对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的强烈关注。布什告诉我们，他以前和江泽民、胡锦涛见面时，曾和他们分享过他自己的信仰经历。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交流。彼此谈不下去的。我们作为来自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和作为一个地上君王的布什，能够进行一种真正平等的交流，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信仰，同在基督里面，能分享彼此的见证。比如对爱和马丁路德金的道路的强调。中国的民主运动，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对专制者的恨所左右。从当年的民主墙，到后来的89运动，到98年组党事件。我们看到往往到了最后，相互的仇恨和对抗就压倒了当初的理想。这些年来，我看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就是民主的梦想并不能拯救追求民主的人。基督徒的信念是不同的，我们追随基督的道路，就是从爱出发，从爱出发是因为自己有罪，而不是自以为自己怀抱着公义。尽管这很难，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说自己做得到。但我做不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做不到。知道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人性的罪在我身上掌权。对基督徒来说，非暴力不是策略，而是生命本身的要求，是无条件的。哪怕非暴力会导致专制时代延长一百年，那就延长一百年。基督徒也看自由民主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爱邻人的善行。但基督徒不把这世上的结局当作最高的目标。因为一切结局都在上帝手中。所以非暴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上帝在基督里的命令。而不是一种世俗政治的选择和权衡。

会面时我们双方都多次提到马丁路德金。我个人希望马丁路德金式的道路，民权运动的道路，而不是民主革命的道路，会成为未来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转机和方向。基督徒要走的是最难的一条路，也就是彰显爱的力量、而不是彰显拳头的力量的道路。这是一条被掌权者轻慢的道路，甚至也是一条被世人耻笑的道路。愿我所信的赐给我走下去的勇气。

我个人认为，美国总统向中国政府释放的，是一种善意。至于中国政府如何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由于这个政府和政党除了对权力的贪婪，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信仰，所以他把一切力量都看作是政治的力量，是敌对的和阴谋的力量。那就有可能把这次会见，看作是一次充满敌意的表示。那么我们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也可能因此受到报复和反弹。

 

多维：你刚才说要走马丁路德金的道路，是不是意味着，宗教的自由可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王怡：我相信是这样。在我的理解里面，宗教信仰是第一位的宪法自由。在宪政制度里面，必须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才会有言论自由和其它自由。这次会面的意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异议作家和维权人士，寻求的是美国在世俗制度的层面对保障宗教自由的支持，白宫则表达了这种支持。但我们并不是来寻求美国对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支持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信仰，也不符合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政体制。

我们见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06年的国家战略报告，他们在里面就把信仰的自由，称之为第一自由。美国虽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一样也要处理价值上的关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本质，就是信仰自由的反面。共产党的统治，依靠其背后的某种意识形态，那其实也是一种观念的信仰体系。共产党以此来支撑他的统治合法性。到了今天，对他来说，基本上就是靠一套谎言来统治。自由的理念当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那就是不同人的不同信仰，当然也包括无神论者。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之下，组成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国家，或者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合作社。世俗国家的本质是暴力的强制，所以国家和信仰没有关系，意思是任何信仰都不可能被强制。任何信仰都只能以文明的、和平的方式去彼此竞争，在竞争中真理终究会呈现出来。任何人对自己的信仰如果是真诚的，就应该有这样的起码的信心。因为如果这世上有真理，真理就必将获胜，必在历史中掌权。不会掌权的还叫真理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耐烦了，有使用强制力的冲动，那么他的信仰可能就是虚假的，他根本不相信他所信的是真理。他的真理是一个残疾人，需要他去帮忙。或者是软弱的，对自己所信的缺乏信心。虽然缺乏信心总是我们的常态。人就是这么可怜。

 

多维：照你这么说，你说的那些处于零星的、孤岛状态的家庭教会，将来就有可能联成一片了？

王怡：如果从联络的角度来说，我相信将来会是如此，联成一片。但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新教的特点，跟罗马天主教不一样。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会和信仰系统，也不将一个统一的教会系统当作信徒得到救赎的一部分。所以新教的教派很多。等到全都浮在水面上之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就会很多。就像这个大学和那个大学一样。那样联成一片后，能够对世俗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能够在真道上更加清晰、坚持和合一。当然也能够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变迁和道德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对社会的仇恨心理和人心中的苦毒的化解，中国在未来一定会面临剧烈的政治转型，而教会所传扬的爱和福音的声音，如果在其中显得太小太弱。在我看来这样的政治转型可能就是危险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最近见到一个搞民运的朋友，发现他儿子加入了一个叫“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非法组织。200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7到14岁的人口，大约有1.3亿人。其中99％以上都隶属于这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法社团。包括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拆迁户、上访者、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们的子女。那些渴望自由民主的人们啊，仍然一代又一代把自己的子女交出去，和那些少先队辅导员们，一起表演儿童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部分中国家庭，开始进入多党制的时代。由一个或两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父母，领导一个“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儿女。可到底谁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人呢？是老子还是儿子？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最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是什幺？是民主自由吗，是维权运动吗，是关于宪政改革、土地私有、言论自由或结束一党专制的呼吁吗？这些话都太温和了，缺乏血腥气，不能够让大多数人对社会的未来产生某种恐惧感，反倒使人们对未来萌生希望。所谓政治煽动性言论，是让大家产生恐惧，而不是产生希望的。以此衡量，中国社会中最赤裸裸的政治煽动性言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1.3亿儿童宣誓加入少先队的这句口号，“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句话在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星期的上空，响彻云霄。对中国当前的政权和宪法构成了赤裸裸的挑战和持之以恒的颠覆。

曹思源先生曾建议中共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因为中共的党魁也多次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共宪法对现政权的性质也有清楚的政治学和宪法学上的界定。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性质，“共产主义”一词都意味着一种与现政权相反的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因此“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是煽动颠覆目前的国家政权。

但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定少先队的罪。杜导斌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合法的》，他说公民有反对政府的言论自由，而民主和选举制度的意思，就是以合法的方式定期地颠覆政府。台湾党外运动时有一张竞选台北市议员的海报，上面就写着“大家一起来政变”。如果将来少先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建议他们聘请杜导斌作辩护人。尽管杜先生自己因为这篇文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但我想他一定会愿意捍卫少先队员的言论自由的。

如果进一步考察人类历史上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就莫过于《共产主义宣言》了。因为里面煽动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暴动，说你们除了一条命，别无所有，所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全世界”。意思就是一本万利。圣经里面撒旦煽动夏娃吃禁果，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吃了就能“如神一样”。除了这句话，我想不出还有比马克思这本小册子更险恶的煽动性言论了。但圣经中这句话是蛇说的，不是人说的。所以人类史上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共产主义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中国少先队的誓词“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仍然可以稳居排行榜的冠亚军。

共产主义一词意味着未来的暴力革命，进一步解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句话，就是煽动以暴力方式颠覆目前的国家政权。这就可能不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了，杜导斌的辩护已经爱莫能助了。以共产党的逻辑来说，这8千万人就必须全部抓起来才行。但我的思路比共产党要文明和谨慎得多，我认为还不足以定少先队的罪。按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判例，即使是主张暴力的煽动性言论，如果没有造成“明显而迫切”的危险，就仍然应当保持宽容。

但少先队的誓词中，“时刻准备着”，是一个真正令人恐惧的煽动性言论。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不是少先队的遥远目标，而是随时都准备动手。符合“明显而迫切”的司法标准。而“时刻准备着”仅仅是一句口号，还是真的有所准备呢？请注意以下事实：

1、从1955年提出“积极大量地发展”的方针，“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以来，少先队长期热衷于发展成员，以各种方式胁迫、引诱中小学生加入。席卷了99％以上的少年儿童，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法轮功、基督教、共产党、下岗工人等任何社会群体。没有宣誓入伙的儿童在所在学校会受到考试考察、品德鉴定、座位安排、奖励评选、福利机会等方面的歧视和羞辱。很多受害家庭甚至连续几代人都在童年时被裹胁加入这个组织。

2、少先队的辅导员和各级领导机构，都由背后长胡子的人组成，强迫那些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作出明显不符合其责任年龄的承诺和宣誓。这是一个明显的由成年人利用其智力和政治优势，操纵未成年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组织。比照与14岁以下儿童发生性关系，无论对方是否自愿，一律以强奸论处的原则，追究其刑事责任。

3、那些背后长胡子的人还与基督教、天主教等三自爱国教会勾结，严禁教会向18岁以下的人传播信仰，以保障少先队对未成年人的精神实施独家的控制和垄断。

4、少先队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准军事化组织，分设大队、中队和小队，有统一的队旗、队服、队歌，有类似军衔的等级制度，有严格的纪律管理，有办公场所和经费。定期学习暴力革命的理论，弘扬和鼓励革命者的牺牲精神。并定期进行集会和军事化的集合列队的操练。

就算按最自由、宽容的法治标准，少先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看上去都是难以洗刷的。如果少先队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中国就再也找不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了。这样长期、大规模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宣传和组织，应当受到法律的制止。那些躲在少先队背后的所有无耻的成年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我要鼓励中国所有的父母，有勇气拒绝让子女加入这一反社会、反民主的非法组织，并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我们这一代算了，不要再害自己的孩子。

 

 

 

2006-4-24

 

 

 

● 编者按：2006年3月，四川青年学者、著名作家王怡，路经香港，对本刊介绍他皈依上帝的信仰历程，也谈到中国大陆基督教信仰的趋势，认为基督信仰是中国未来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真正盼望。

 

 

知识分子觉醒的三种情况

 

问：听说你是个基督徒。我们看到现在一大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维权律师也加入教会，为甚么会有这个现象？

王怡：中国四九年后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都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知识分子们的觉醒有几种情况。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一开始是从审美的角度觉醒，发觉共产党统治下的语言及其形式丑陋到不可接受。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地下诗歌就是从审美的觉醒开始转向对自由和尊严的恢复的，这个趋势的一个顶点就是高尔泰提出那个著名的命题，“美是自由的象征”。另一种是价值上的觉醒，即追求自由民主的世俗价值，回到五四以后一直比较弱势的那个传统，从政治上去反思、反抗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以及中国人在这种统治下的群体命运。在整个八十年代所谓的新启蒙时代，就是价值的启蒙，当然也包括不断的审美的启蒙在内。

 

问：还有呢？

王怡：第三种就是信仰的觉醒和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八九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八九年之前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价值，这种追求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儒家式的自觉担当社会重任的士大夫使命感，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但把民主梦当作生命的价值本身，是很危险的事情，第一很容易破灭，一旦发现这个梦无法实现，如八九年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精神幻灭后就向着共产党和社会现实妥协，在个人的生命中无力自拔，变得虚无，大多走向某种相对主义，没有精神力量去支撑自己的理想。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选择犬儒、向着一切罪恶投降的原因。第二，就算少数坚持一生都将民主自由奉为自己信念的人，也许不管怎样艰难他都坚持下来了，但对苦难的崇拜，和对政治罪恶的仇恨，把他捆绑了。在这种艰难中看不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有限性，反而可能在道义上把作为弱者的我们自己崇高化。一个人追求自由民主，不意味着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也不能保证民主化之后他就不会腐败变质。  

 

问：听说焦国标也信仰基督教？

王怡：最近这几年大陆的知识分子，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确出现了一个走向基督信仰的趋势。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如小说家北村、余杰，维权律师的群体里面的李柏光、张星水等人，更多的人也接近或开始了解基督教，包括高智晟、焦国标最近都决志成为基督徒。决志是说我心里确定了这样一个信心，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是无力从自己的罪中自救出来的，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然后有一个开口的祷告，即我们说的嘴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将来会做一个受洗的仪式。

 

 

从个人主义走向更高的源泉

 

问：你是怎样走上基督徒的路？

王怡：我读大学接触过圣经，但只是一般地去研究了解。不过我很早对无神论有过反思，一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也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以前很羡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始终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进到那种“境界”中去。这几年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作了一些个人的努力，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和赞扬，但我自己很警惕那种士大夫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的情结。所以我一直强调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说我不是有勇气，只是有脾气。因为脾气没有道德的含义。当我坚持比较大胆的政治批评和言论，开始受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学校停我的课，秘密警察干预我的聘任调动，中宣部不让主流媒体发表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骚扰，收到恐吓的匿名信等等，我虽然没有恐惧害怕，但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疲惫感和虚无感。我以前的个人主义立场，是说我为甚么要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因为我心里不舒服，我是一个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我的言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担当，只是我的个人主义选择。网上曾有人夸奖我，说我和另一位朋友是“闻见不自由的味道就会扑上去的人”。其实这句话让我很害怕，当我疲惫和无力时，我有时就会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选择忍受了，妥协了，因为是个人主义的就可以免于被质疑吗？这就是信仰的开始，即对自我的怀疑，也看到世俗的价值理想的有限性。读圣经使我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罪人，是不义的人，虽然会有人认为我作了一些“有义”的事。我开始领受到我内心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我相信民主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值得中国人在这个世代去追求，也是善和公义的。但这个公义和善不是人的，而是上帝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在独裁者面前就没有自信心，说我相信的一定东西是好的，你坚持的东西一定是错的。哪怕是对亲人的爱，也不是从我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不可能是那个源头，我只能去迎接那个源头，把我的心腾空了，去领受上帝的爱。这样我就慢慢接受基督的信仰，接受在基督里面的爱和公义。然后发现我的生活有了以前做梦也没有的改变。

 

 

两个迫害教会案产生心灵震撼

 

问：在你走进基督信仰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人给你传教，给你的启示？

王怡：之前我开始读圣经，有一些朋友像余杰等向我传福音，我也开始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活动，若我到北京就会参加余杰所在的方舟教会聚会。我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也与两个基督教会受到政治迫害的案子有很大关系。一个是华南教会案，是近几年中共打压基督家庭教会最严重的一个案子，零一年这个教会的龚圣亮牧师和其它两人一审被中共以邪教罪、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判死刑，整个华南教会有六十余人被判刑或劳改。去年四月华南教会两位姊妹到成都来，其中一个是龚圣亮牧师的妹妹，我请她们和成都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到我家来聚会，请她们向我们讲华南教会的案子和她们的信仰。她们讲了怎么被严刑逼供的情形。一位姊妹在看守所被打死，强迫她们承认龚圣亮强奸了她们。那次聚会给我很大冲击，我在她们脸上看到了一种圣洁的光，她们是只读过小学的普通农村妇女，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造成很大震撼，我感到从未接触到的亮光。在此之前我也看过「十字架在中国」这套纪录片，这个片子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很大冲击，这两个华南教会的姊妹走后，就在我家里开始了聚会，一个读经的小组。去年十月份我和几个维权律师一齐前往华南教会调查他们的案子，我们与很多指控被龚圣亮牧师强奸的姊妹，以及教会的同工、信众作了完整的笔录和录像，我们看到了龚圣亮的一些错误和问题，看到家庭教会在地下状态下出现的偏差，也看到了大多数基督徒信仰的虔诚和纯正。也看到整个华南教会被政府以一种非法的和粗暴的方式进行压迫的情况。介入这个极其复杂的案子的法律调查，是我逐步走向基督信仰、领受上帝给我的呼召的重要历程。

 

问：第二个案子呢？

王怡：第二个是去年的蔡卓华牧师印刷圣经，被判4年有期徒刑的案子，我是辩护团的成员之一。为其中一名被告辩护。我在去年参与了这两个基督徒受迫害的案子的调查或辩护，也参加了一年的聚会和读经，最后因着神的恩典，能来到他的面前，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信主之后追求民主自由更坚定

 

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无很戏剧性的细节？

王怡：的确有一个让我领受信仰的很重要很戏剧性的事。去年六月份一天我在家里爬梯子，到屋顶的书架最高一层翻书，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那次我缝了九针，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当我摔下来躺在地上不能动那刻，我开始唱赞美诗，并开始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开口祷告。这是一个对我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经验。我那个庞大的书架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和对这种理性的自负，我半辈子就是靠着知识和理性去寻求真理，你感觉自己好像几乎已经掌握了真理，与一个专制政权作斗争时，你是站在公义的一边，站在道义的高峰。结果呢，我从最高处一下子就跌下来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走到了理性的尽头，感到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真理的。我爬上去之前满腹经纶，摔下来之后两手空空，开始接受在我之上的那个启示。我躺在地上的时候，反而离上帝最近。怀着是平安和喜乐的心情，这件事对我的信仰有很美好的意义。

 

问：有了信仰后，追求自由民主事业是否会更加坚定？

王怡：接受基督信仰后，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比以前更深了一层。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政治共同体应该是民主的和自由的，是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有他的位格和尊严。如果这一点不成立，我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其它人待我们如兄弟，也没有理由反对强者可以凌驾在弱者之上。我们常说共产党的统治没有合法性，你没有人民的同意凭甚么统治我？但强权者也可以说，凭甚么要你同意呢，我有枪有炮为甚么还要你同意？人与人之间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只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起点。但是终点是什么呢，终点不再是政治了。对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他反对共产党的专制，但他对生命本身的盼望，不再和共产党有关系。哪怕是自由和民主，也不能给一个人幸福感，不能把你从你的罪中拯救出来，甚至不能让你更有耐心去爱你的妻子。在我看来，中国人应当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国人在政治的罪恶中挣扎了一百年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容忍一个不公义的、不自由的社会在我眼前，不能容忍上帝的恩典和律法在这个世代被羞辱。信主后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比以前更加坚定。我也观察到当代一些知识分子接纳基督教后，有了这样的勇气和使命感，他们大多数人并未成为牧师，但都在自己所领受的呼召中决定把一生的事奉献给上帝。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再因为这种勇气而骄傲，而是因此而卑谦了，看自己不过于所当看的。

 

 

教友礼拜聚会通常五六小时

 

问：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强势，是这样的吗？

王怡：不错，趋势很明显。在八九年之前基督教的复兴主要在乡村教会，城市和知识分子中的教会很少。城市中有两类，一是海外教会差派的，集中在城市比较多，韩国和海外华人的传道人很多，台湾教会也在做大陆福音传道工作。第二类是中国乡村教会中比较成熟的，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向城市传福音增多了，最重要的就是温州教会，也有河南教会。最近几年城市知识分子团契，包括学生团契也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去年我到成都另一个学生团契中去，意外发现我有三个学生在那个团契中，这件小事可以看到福音传播在城市和大学生中面还是很广的。现在我的学生中共产党发展的党员越来越多，但是感谢主，学生中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即使是学生党员，也有成为基督徒然后悄悄退党的。

 

问：基督教的复兴是否与中国当前价值虚空有关？

王怡：那当然了。八九以后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价值的虚无，信仰的真空问题，其实几千年来，我们的内心不是一直都处于饥渴状态吗。上帝在我们心里最深处留了一个空位，这个位置除了上帝自己，你拿任何其他东西去填，一辈子都填不满。一辈子都是空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的确空得可怕，共产党把中国人内心一切的美好价值几乎都拆毁了，我常常相信，上帝要让中国人得到的恩惠越多，共产党就拆毁得越多。哪个地方拆得最干净，那个地方福音就最兴旺。共产党是几千年来撒旦最卖力的仆人。这个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哪里把世俗的价值、普遍的启示拆得更干净呢？所以海外很多人回来到大陆乡村教会都非常惊讶，发现大陆信徒的饥渴慕义的状态，与海外教会真是不一样。我在海外也常参加礼拜天的聚会，通常是一个半小时。但在大陆，包括以前在我家的聚会，经常能到五六个小时。我在华南教会，看到弟兄姊妹们五点钟起床，读经、祷告直到八点钟，天天如此。如四川遂宁的天主教传统很深，我到遂宁步云乡调查中国第一个乡长直选，意外发现十个村就有十三个寺庙和一座教堂。佛教近年来在城市乡村的发展，包括在共产党干部中都很鼎盛。很多人讨论法轮功时也提到中国大陆的信仰真空问题。宗教的复兴在中国的确非常强势。但是价值虚无带来的，一面是信仰的复兴，一面也是偶像崇拜的温床。即使是在基督教家庭教会中，也存在各种异端和极端的信仰派别。在缺乏宗教自由的非法状态下，教会很难有健康的发展。

 

（采访记录经访谈人修订）

 

 

当我的祖国被霸占之后，半个世纪来，一切用来指称国家的人物和象征都如此丑陋。逮捕上访者、维权者和异议人士者头顶的国徽，人民币上悬挂的首级，新华门外涂抹的标语，天安门前屠杀者的军装，以及独裁者的长城，作螺丝钉的兵丁，送给二奶的熊猫，甚至国家主席的发型，播音员的腔调，和意识形态的单口相声。这些腌臜泼才，从我的父辈，一直笼罩到今天在儿童节背诵八荣八耻的小学生。这个小学生的父亲，也许就是一个偷漏税的富人，一年花2万块钱把他送到这个学校。小时候受一种苦，长大了受另一种。

几十年来，在埃及的宫殿中，有一个声音让每一匹叶子上的水都站立不住，每一滴天上的雨都落不下来。宫廷侍卫们用不同的版本齐声高呼，“法老就是埃及，埃及就是法老”。或者“没有法老就没有埃及”，“埃及出了个法老”。或者“法老是埃及的总设计师”，“法老是埃及的三个代表”。以法老和他身边的人为荣，以为奴的希伯来人为耻。

17年前，我的朋友冉云飞，和他另外一些朋友，在院子头写出一幅标语，“邓小平不等于中国”，走上成都的街头。17年前，丁子霖老师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广场上被一伙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士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枪杀。这样的事过去了吗，山东临沂的“乡村律师”陈光诚在被非法软禁200多天，被非法拘捕100多天之后，再次被法老的手下宣示拘留。陈光诚离他的自由有多远，这样的事离我们就有多近。17年了，一个盲人用眼睛看不见的信心和勇气，为他的村民们呼吁身体不被强暴的权利。

读《出埃及》时，我曾想，面对上帝“让我的百姓走”的要求，人类史上恐怕不会有比法老更刚硬的掌权者了。但直到1949年后的中国，为奴的要出埃及，那看顾他们的让这片大地饿殍遍野，灾祸连连，甚至击杀了法老的长子，让他断子绝孙。可法老们的心仍旧一代比一代刚硬。他们附体在我的祖国，不肯放手。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殖民，对自己的邻人殖民，不放过走上街头的，也不放过坐在家里的。不放过每一道怨怼的目光，甚至不放过一个盲人的眼神。不放过一个右派的嘴巴，也不放过一个农民的输精管。

到底什么是中国？半个世纪来，中国就快要失传了。中国成了一个被绑架的符号，就像娼妓从此改叫党啊母亲。人们唯有在和美国、日本的对照中才看出它的羞辱和卑贱，不愿承认的就激发出一个奴隶的爱国主义。法老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你们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用你们的血肉筑成我的长城。中国在这世上从没有今天这么有钱过，也从没有今天这么卑贱过。卑贱到了此地佳、不思蜀的地步。集中营就办在我们的故乡，到监狱的路多快好省。

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连陈光诚也进去了，监狱又要翻修扩建了。我们走得如此辛苦，却没有走在出埃及的路上。而像歌手张楚所唱的，我们穿戴整齐，“就当去送葬”。许多人跟着这首歌呐喊，“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我们把祖先的国家弄丢了，做不成苏武。但我们不晓得真理，对自由的国度也没有信心。一百多年了，我们杀不完心中的仇敌，走不完那条从苏武到摩西的路。谁能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说，这是来自造物主的命令呢。

和其他维权者一样，陈光诚尽管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很坚决的来到法老面前，用温柔敬畏的方式，在生命的一个细节上说出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共产党不再等于中国。因为这句话，大地向着它本来的意义回归。陈光诚尽管呆在看守所，但在他眼前，中国不再是一个殖民地。因为有这样的人重新发现和占据中国。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到羞愧。在这黑暗的世代，无论是面对人性、道德和政治的沉沦，站出来指责罪恶的人中，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的人中，那个最响亮、最锐利、最决绝的声音，如果不来自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实在就亏欠了神也亏欠了自己的邻人。一切追求自由的人，无论相信什么，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这世界并非都是埃及。无论你信什么，在你面前因着你的这份信心，中国是否不再是一个殖民地？

愿每个人所信的，能给他带来力量，这力量足以废掉我们和法老之间、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冤仇，废除这世上的一个奴隶，那就是我们自己。这力量要在受难者和为奴者身上得荣耀，使法老的子孙成为无有。这力量足以让陈光诚即使在看守所里，也走在出埃及的路上；即使在失明中，也能看到亮光。

 

王怡

2006-6-19 

正有要出国：另一个人的强大和一个政府的孱弱

- 作者： 王怡 2006年06月17日, 星期六 21:1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