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资料王怡的麦克风（第3版）照片日志列表 |  工具  帮助 |
|
6月23日 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公告和答谢词2005年至2006年度，中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恐吓、骚扰和绑架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怀着对中国政治前景极端忧虑的心情注意到，这些黑暗事件进一步造成着异见人士家属诸多的苦难。 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中间，曾金燕在过去一年里代表着一种光明的力量，她为寻找被当局绑架的丈夫胡佳所做的一切努力，鼓舞着很多灰暗的心灵继续盼望中国的政治黎明。我们深信，将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颁发给曾金燕女士，不仅是我们的荣幸，也将多少表达我们对中国大陆政治犯家属的问候与祝福。 曾金燕女士是一位民间环保人士和艾滋病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为河南等地的艾滋病人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然而2006年2月16日，因参加“绝食接力”活动，她的丈夫胡佳被官方秘密绑架，关押长达41天。这一恐怖事件打乱了曾金燕的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了，而有关当局明确告诉她他们并没有抓捕她的丈夫。在这难以想像的40多天里，曾金燕开始全力寻找丈夫，并每天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寻人启示和相关遭遇。这些活动包括：每天到派出所讯问失踪人口查找结果，如果不能亲自去，就打电话；到检察院要求立案侦查；到各大网站、论坛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失踪人口胡佳；坚持写email报告人大代表、国际组织、亲戚朋友寻找胡佳的情况……一个多月以后，面对曾金燕及年迈的母亲的奔走呼号，中国相关部门却无一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 3月21日，曾金燕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胡佳失踪案公之于世界。 曾金燕为此经历了无数的折磨和来自当局的恐吓。但她坚持到了丈夫回家的那一天。这一天是良心胜利的一天，一个软弱无力的女孩战胜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的国家机器。这是爱与恨之间的对抗。专制的原则是仇恨，而曾金燕的原则是爱。这爱首先是对家人的爱，专制的国家机器最初必须毁灭这家人之爱。我们将受难家家人奖归给捍卫家人之爱的道德英雄们，乃是表明对这家人之爱的敬意。事实上，家人之爱在专制国家中永远是第一位受难者，也是铲除敌人意识及专制主义罪恶的最后力量。 我们向曾金燕女士表示祝贺，并祝福中国更多的家庭免于专制的国家的恐怖袭击与政治伤害。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2006年6月16日 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答谢辞 在生命的第22个年头，结婚的第一个夏天，获知自己被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授予本年度的“受难者家人奖”，我心不安，深觉有愧。我的先生胡佳因敢于说真话而遭受暴力、失踪、软禁、孤立和压制。最近的一次， 2006年3月28日，失踪41天的胡佳从公安机关的绑架者手里回到我的身边，形销骨立、夜夜噩梦、肝硬化、情绪不稳定……他还活着回来，我感恩上天的厚爱，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我觉得幸福。但是，我知道磨难没有结束，我必须时刻准备迎接下一轮考验的到来。我也知道，在我们热爱的土地上，还生活着许多和我一样命运的女性。她们正直有良知的家人，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仍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仍然被软禁、压制，或者正蒙受不白之冤被推向深渊。 (博讯 boxun.com) 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感谢每一位站在我们身后的亲友，感谢世界各地默默关注、支持的善良人们，怜悯每一个磨难我们的对手。是的，磨难而不是苦难。真正的苦难来自内心，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们受折磨，除非我们放弃守卫自己的心灵。佛陀说过，人生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不是这种难就是那种难。在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在高原寒冷的藏区，在孤寂清静的临终关怀医院，在纷繁复杂的北京城里，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们乐观地承受着自己的磨难，在磨难中努力幸福地生活。只有放弃守护幸福的人们，才需要忍受苦难的折磨。 我的丈夫胡佳选择做一个正直有良心的人，选择维护人类尊严的事业，也就选择了承受随之而来的磨难。我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婚礼上交换誓言时，我承诺了一辈子与爱人相伴相随。面对磨难，我要好好地学习，学习更加智慧、更加快乐地生活。面对强大对手的恐吓、黑暗、丑恶与仇恨，我没有武器，只有爱和宽容。将来的日子里，我也要用爱，一步步逼退对手，保护我的丈夫不再一次次受伤害。恨只会加深仇恨，只有爱，才能让行恶者直视自己羞耻的心，让他们停止仇恨与压迫，让他们开始爱自己的家人，也爱别人的家人！到那一天，没有人愿意行恶了，也就没有了行恶的机构和政府。我们的家人，才能平安幸福地生活在我们热爱的国土上。 如果没有各位亲友和不知名的朋友们持续地问候与鼓励，如果没有环保界、艾滋病领域、维权界、媒体、驻华大使馆和国际组织等机构，以及我国政府个别有良知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很可能胡佳仍然被关押在不知名的地方，家人仍然承受没有任何胡佳信息的压力，而我很可能早已恐惧慌乱而倒下。藉着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颁奖给我的机会，胡佳与我深深地给诸位鞠躬致谢。 再次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对于我和其他遭受磨难者的家人，这份荣誉是对承受磨难者的事业与人格的肯定，是对我们这些家属极大的安慰与鼓励。我更加坚定了前行的信心，将来的磨难生活，与爱人相伴，有你们的鼓励，还有世界各地正直善良之士的支持，少了委屈、愁苦、恐惧、慌乱与黑暗，多了自信、快乐、坚强、智慧与阳光。 一再鞠躬，谢谢大家！ 曾金燕 2006年6月16日 专访：白宫会面和我的信仰历程
采访者：李劼 时间：2006年5月11日晚，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召开前夜 地点：会议住地，纽约法拉盛一家旅馆 （李劼整理稿多维时报首发，定稿经王怡修订）
中国的家庭教会像孤岛
多维：你们的家庭教会是不是就是指非官方的地下教会。 王怡：所谓家庭教会，是指在官方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教会系统，没有在政府那里作审查性的登记。信徒们通常以各自的家庭作为聚会场所，所以被普遍称为家庭教会。家庭的意思指向的只是地点，不是教会的性质。教会就是教会，天下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
多维：那么这样的家庭教会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 王怡：据我所知，今天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也有一些大的系统。但大都是在省内的，跨几个省的教会系统也有。全国性的家庭教会系统还没有出现。在河南的教会里面，有五大系统。方城教会呀，中原教会呀，等等。还有温州教会，也有比较成熟的系统。这两个地方是家庭教会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区域，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其它地方大都是分散的、单元式的。如去年3月份开始，最早在我家里，开始一个查经的聚会。大概有十几人，后来搬出去，现在有二十来人。像这样的家庭聚会点有很多。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有点像孤岛。在中共的行政法规下，处于一种非法的、地下的状态。但现在正在出现一个变化，就是教会可能会逐步打破这种地下状态，走到街面上来。以我所在的教会为例，我们没有去登记，我也不认为政府有权对公民的信仰进行审查。除非是完全程序性的、保障信仰自由的登记。但我所在的教会也并没有对什么人封闭，并不是地下的。我们没有偷偷摸摸地聚会，虽然地点在私人场合，但我们是公开地敬拜我们的上帝，教会的门是向任何人敞开的，没有人有权把他关闭。 最近几年，城市里出现了许多家庭教会。尤其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的成为基督徒，参加教会生活。城市教会的公开程度，或者说地上的程度一般说要高于在乡村的教会。乡村教会由于遭到的逼迫、镇压相当严厉，乡村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比较狭窄，所以几乎只能保持一种地下的状态。一旦他们保持地下的状态，彼此之间就像孤岛一样，被政治权力割据了。教会之间没有有效的沟通，比如在寻求真道上、在教会治理上的沟通，等等。这样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家庭教会出现的异端特别多。尤其是在乡村家庭教会中，异端和偏差普遍存在。
多维：你说的异端，是指宗教意义上的？ 王怡：异端是在信仰和真理意义上说的，不是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说的。一种人认为世界上没有真理，一种人认为有真理，但是真理和国家没有关系。这两种人都可以同意一个立场，那就是国家和法律没有权力去判断思想和信仰的异端。但是站在基督信仰来讲，教会是存在异端的，教会也有这个权柄根据圣经的教导去判断异端。除非教会的信仰也和真理没有关系。这就和道德一样。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必须在国家那里是自由的，但在教会那里是严厉的。中国教会中有很多异端和偏差。比如说，东方闪电是大陆比较着名的一个异端。基本教义是基督再来了，是一个女基督，是河南一个姓郑的女子。这在基督徒的信仰里，显然是悖离《圣经》真理的。中国乡村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类似的异端或偏差。但教会的权柄是属灵的，是非强制性的。他没有俗世的权柄，不能用说服和批评以外的方法去对付异端。有些基督徒支持政府打击异端和所谓邪教，这是非常错误的。即使我认为那被打击的真的是异端，那也和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政府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判断和惩戒思想和信仰上的异端，那政府就成了最大的邪教。支持政府打击邪教，不是在维护真理，而是站在撒旦的道路。真理需要你去顺服，不需要你去搭救。 家庭教会从一方面说，由于受到政治打压，不能公开地、合法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地下状态也造成和加剧了教会的一些不健康倾向。使一些教会领袖原本是很好的基督徒，但在那种封闭的、地下的孤岛状态下，就可能与大公信仰逐渐脱离，内心的骄傲开始膨胀就偏离真道，或者在教会治理上就走向专制。我接触过这样的教会。
多维：你刚才说对乡村的打压比较重，是不是意味着对城市的打压就轻一点呢？ 王怡：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中共对城市教会的打压，还没有突出的、成规模的局面。在乡村，家庭教会则受到长期的、成规模的打压。 多维：打压就是抓人？ 王怡：对。轻微的是行政处罚。譬如罚款，罚几千块、或者几万块钱的都有。严重的是判刑。比如非法经营罪，利用邪教罪等等。比如去年北京蔡卓华的案子，就因为印刷《圣经》和传播《圣经》，以非法经营罪被治罪。当今中国，只有一家印刷公司可以印《圣经》，那就是官方三自教会属下的南京爱德基金会，他们的印刷厂爱德公司可以印《圣经》。其它人印就是违法。也只有他们可以拿海外宣教机构的奉献金，其他人拿也是违法。不是批准手续的问题，而是根本不会批准。 多维：那么《圣经》的内容都一样么？ 王怡：内容一样的，各种版本不一样。 多维：有没有法律上的规定？ 王怡：有一些内部规定，但我所知没有规范的立法。在中国出版、印刷任何东西都需要审批。你去提交一个申请，有关部门不批，你就没办法了。因此政府不需要用法律明确地说，你们不准印刷《圣经》。只要永远不批准就行了。而且既然有三自教会和基督教协会（通称两会），很多坏事就可以让他们出面，比如制定一些限制信仰自由的内部规定。不需要政府立法。就像狗可以咬人，就不需要主人张嘴。1949年以后，只有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可以印《圣经》。你也可以到那里去买。但一次不能买很多。假如你买5千本，他们就会询问，也许第二天就有警察来把你抓起来。
没有信仰就走不下去
多维：能不能谈谈你个人为什么信仰基督教？ 王怡：我个人追求信仰的历程，文革和64在我少年的心灵上留下的影响很深。小时候一直在追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前也许会把这样的追问归结为一种哲学的探讨。90年代中期，我读大学时，中国有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那个讨论弄到最后就讨论不下去了。大家好像都没有信仰，无法深入讨论所谓人文精神。98年余杰写过一篇文章，质问余秋雨，问他为什么不为文革中的言论忏悔。但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大家说忏悔通常是因为有罪。有罪才会忏悔。一没杀人二没放火我怎么有罪呢，人无完人，而我至少比很多人要好，干吗要忏悔呢？更严重的问题是向谁忏悔呢？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过很多声音，但你发现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问题就出在没有信仰，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创造者、审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谁有胆子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既然没有绝对正确，谁又敢说共产党的独裁是绝对错误的呢？我们往往肯定后者，却不敢肯定前者。这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使我们所主张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完美的正当性。 任何是非善恶，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生命的价值，其实是超乎你的逻辑理性之上的。休谟曾说，逻辑的背后是逻辑，价值的背后是价值。意思是价值是不可能用逻辑推导出来的。你如果找不到超乎逻辑理性之上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是和生命有关的，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 很多年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希望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你还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天赋人权那个天在哪里？比如说，假如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意思就是不平等的。比如我长得比你漂亮，凭什么说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说在不平等的事实背后有一个平等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平等的假设？于是我慢慢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是价值本身。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甚至不能支撑我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当然更不能帮助我像我心里愿意的那样去爱我的妻子。因此我一直在寻求信仰的路上。也许很多琐碎的事把你暂时填满了，你就似乎不需要信仰。但午夜也会梦回，话说多了也会沉默，人在独处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我的老家有句话叫“久走夜路遇到鬼”，我是久走夜路遇到神。遇见了你就知道自己的内心，并不是精神力量的源头，更不是公义的源头。你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那里面不可能流出过于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和他的罪性。我常常对此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
多维：我知道你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信教。我想问的是，进入宗教以后，对你的写作和政治上的追求，有什么影响？ 王怡：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原点，就是生命本身。我虽然一直在写作和追求，但我知道我的心灵是沉在深渊当中的。有个朋友曾问我，你有没有周期性的陷入彻底绝望的时候。我说，当然有。信仰就是看到了你的有限性，看到了你在真理面前的偏离。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所以才需要宪政。作家一般也都能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但我们对人本身的一个整体上的有限性，那种对美好事物的无能为力，却往往羞于承认，总想掩饰。 但仅仅认识到这种有限性，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心理安慰，直到你要看到拯救的道路。比如说我读保罗的《罗马书》，保罗说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比如我说明天就要做好事，明天就要戒烟戒酒，明天起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人的话语没有自我实现、自我约束的能力，话语就是话语而已。你有犯罪的自由，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想犯罪的时候总是方便的。但你不知道你怎么才能不犯罪。 我从去年开始，将近一年的时间读《圣经》。在04年底中宣部有一个禁令，不许我发表文章。我很感谢这个禁令。它让我回到了开始公共写作之前的那种自省的经历中。我读了一年的《圣经》。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敬拜。那个过程中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的生命中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居然从来没有为这些东西说过一句谢谢。因为不知道是谁给的，就不知道向谁感恩，久而久之就以为天下真的是自己打下来的。就像我们常说“天才”，往往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刚才说如果真的是从父母那里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和那些与生俱无的人相比，我们凭什么要和他平等呢？反过来如果真的是“天才”，“天赋”，这个天就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如果有人借给我们一块钱，我们要说一声谢谢。那么我们这辈子要向做了好事不留名的那一位，该说多少句谢谢呢。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和敬拜，终于懂得了感恩，并且发现，感恩是一件多少快乐的事。
理性是一种真理。但还有一种真理就是启示的真理。前者是鼓励一个人不断地朝上走，鼓励人不断地去探求。后来你发现你永远也走不到终点的时候，另外一条路就敞开了。那就是启示的路。神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我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这是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超过了一切人的话语和写作。 有关《圣经》的阅读，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曾经也像你说的那样，相信有一个泛泛的神明，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就和孔子一样“存而不论”了。我曾经对余杰说，我不会信基督教的。要我信基督教有几个大障碍。因为我对理性的那种自负和万般的爱惜，是轻易放不下来的。 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有了另一个经历。我爬在书架上拿最高一层的书，一下子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我就躺在地上，起不来。那一刻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开口祷告。我当时说，神啊，如果你在，就请你证明。因为《圣经》上说，没有神的许可，连一片叶子也不会掉下来的。没有神的许可，我也不会从梯子上摔下来。我由此看到一切历史当中的意义，不是人赋予的意义，而是神给出的意义。这种意义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受偶然性的威胁。我最后唱了在教会里学的赞美诗。书架意味着人的理性的阶梯，爬上去，意味着人向高处的攀登和寻求。可我从上面实实在在的摔下来的那一刻，我觉得上帝的话语也实实在在的临到了我。我内心的骄傲完全没有了。那时人非常软弱。软弱使人变空。而人一变空，就能够接受光，接受来自神的启示。有过这样一个改变之后，我再读《圣经》，非常奇妙的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读《旧约》，觉得耶和华是个凶残的主宰，对人的罪过一点都不宽恕。而基督才是爱的化身。但那次经历之后，我读出了《旧约》中耶和华对罪人的恒久忍耐，读得满面泪流。 还有一次经历，我去瑞典开会。当时我跟陈迈平坐海轮到赫尔辛基去。以前从来没坐过海轮。记得是晚上11－12点的时候，由于纬度高，还像黄昏一样。风很大。大甲板上在下雨，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我当时靠在船舷，突然感觉到生命中有一种黑暗的、毁灭的东西涌现出来。我感到非常恐惧，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跳下去的冲动，跳下去就进入无限了，就和永恒有分了。哪怕是无限的黑暗和永恒的毁灭。可是永恒本身的诱惑太大了，你甚至不太在乎那是光明还是黑暗。就像有人说，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我甚至没有信心能够克服这样的冲动。就慌忙离开了船舷。那一刻，你真的觉得你不是自己的主人。我看到了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浩瀚，我觉得自己被另外那个眼睛看不见的浩瀚征服了。我看着大海，有非常强烈的感动。于是我靠在那里哭了起来，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许很难感觉到人心彻底软下去的那一刻。那一刻，神因为你的骄傲而向你隐藏起来的启示就显现了。我当时就在甲板上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对上帝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和忏悔我的罪。我要来到你面前，奉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 但我下了甲板后，回到那种灯红酒绿的世界中，我又立即变得不确定了。我甚至在心里否定了我刚才的祷告，我对自己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就像一种自我审查，说还要考验一下。其实不是考验自己，而是信心不足，就去试探神。后来我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反复。
多维：这样的冥想，是你从小就有的？ 王怡：应该是吧。儒家说的慎独嘛。 多维：记忆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冥想的？ 王怡：很早。因为我是独子。那时候几乎还没有独生子女。我经常在家里独处。因为父母是双职工，白天上班，有时候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当时大概5－6岁吧。我在家里冥想，还自己跟自己说话。有时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来自说自话。就像我们如果不知道有神，就会造千奇百怪的偶像出来，然后向他说话。 多维：你还能记得说了些什么话？ 王怡：那我记不得了。但那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我从窗户里看着外面的世界，看外面的小朋友在玩，感觉像是坐监狱一般。因为窗户是铁栏栅的，的确很像监狱。 多维：你所在的家庭教会里面，大都是知识分子么？ 王怡：知识分子是居多，也有商人，有做企业的。有教师，艺术家，画家等，也有学生。 多维：你们除了谈论信仰之外，还谈其它话题么？ 王怡：基督徒的主日聚会不是谈论，而是倾听和学习圣经的话语，查读《圣经》，做祷告。聚会中不会谈论其它话题。因为这一天是奉献给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的，对我来说，我在尘世当中一周只有六天。
和布什会面是弟兄般感觉
多维：在白宫跟布什会面时，你感觉是在跟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教会里的兄弟，还是跟一个异国首脑、一个有权力的人物在一起？ 王怡：我的确有一种弟兄般的感觉。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我们相信藉着圣灵，圣徒相通。去白宫之前，我也见过另外一些美国的政要。对这些年来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崛起，印象很深。我见到的这些议员和官员，都是很虔诚、也很谦卑的基督徒。白宫会面时总统的主要班底基本上都在。除了布什，还有切尼。除了赖斯和防长，其他人都在。 多维：你们主要的话题是什么？ 王怡：主要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参与维权活动的个人经历。布什总统显然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基督徒的信仰很好奇，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情况很关心。布什对我们在一个无神论国家里接受基督信仰很感兴趣。他问了很多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个人见证。我们跟他交流了彼此信仰上的经历。也谈了中国的宗教自由以及其他人权问题。白宫原定半个小时会见时间，后来延长到一个小时。 多维：布什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跟你们谈话的？ 王怡：会面前半小时我们被告知，布什希望这是一次基督徒之间的会面。他们临时把见面地点改在白宫的总统私人住宅，而不是椭圆形办公室。当然，我猜想这也有中共发出强烈抗议的因素。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按照布什班底在白宫开会的习惯，站起来手拉手，由布什为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政府、中国人的自由做了一个祷告。
多维：你觉得这次会见以后，将使中国的家庭教会获得更大的发展，还是遭到更大的挫折？ 王怡：我相信会预示一个更大的发展和显现。白宫和布什也是想籍此向中国政府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对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的强烈关注。布什告诉我们，他以前和江泽民、胡锦涛见面时，曾和他们分享过他自己的信仰经历。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交流。彼此谈不下去的。我们作为来自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和作为一个地上君王的布什，能够进行一种真正平等的交流，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信仰，同在基督里面，能分享彼此的见证。比如对爱和马丁路德金的道路的强调。中国的民主运动，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对专制者的恨所左右。从当年的民主墙，到后来的89运动，到98年组党事件。我们看到往往到了最后，相互的仇恨和对抗就压倒了当初的理想。这些年来，我看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就是民主的梦想并不能拯救追求民主的人。基督徒的信念是不同的，我们追随基督的道路，就是从爱出发，从爱出发是因为自己有罪，而不是自以为自己怀抱着公义。尽管这很难，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说自己做得到。但我做不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做不到。知道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人性的罪在我身上掌权。对基督徒来说，非暴力不是策略，而是生命本身的要求，是无条件的。哪怕非暴力会导致专制时代延长一百年，那就延长一百年。基督徒也看自由民主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爱邻人的善行。但基督徒不把这世上的结局当作最高的目标。因为一切结局都在上帝手中。所以非暴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上帝在基督里的命令。而不是一种世俗政治的选择和权衡。 会面时我们双方都多次提到马丁路德金。我个人希望马丁路德金式的道路，民权运动的道路，而不是民主革命的道路，会成为未来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转机和方向。基督徒要走的是最难的一条路，也就是彰显爱的力量、而不是彰显拳头的力量的道路。这是一条被掌权者轻慢的道路，甚至也是一条被世人耻笑的道路。愿我所信的赐给我走下去的勇气。 我个人认为，美国总统向中国政府释放的，是一种善意。至于中国政府如何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由于这个政府和政党除了对权力的贪婪，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信仰，所以他把一切力量都看作是政治的力量，是敌对的和阴谋的力量。那就有可能把这次会见，看作是一次充满敌意的表示。那么我们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也可能因此受到报复和反弹。
多维：你刚才说要走马丁路德金的道路，是不是意味着，宗教的自由可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王怡：我相信是这样。在我的理解里面，宗教信仰是第一位的宪法自由。在宪政制度里面，必须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才会有言论自由和其它自由。这次会面的意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异议作家和维权人士，寻求的是美国在世俗制度的层面对保障宗教自由的支持，白宫则表达了这种支持。但我们并不是来寻求美国对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支持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信仰，也不符合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政体制。 我们见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06年的国家战略报告，他们在里面就把信仰的自由，称之为第一自由。美国虽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一样也要处理价值上的关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本质，就是信仰自由的反面。共产党的统治，依靠其背后的某种意识形态，那其实也是一种观念的信仰体系。共产党以此来支撑他的统治合法性。到了今天，对他来说，基本上就是靠一套谎言来统治。自由的理念当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那就是不同人的不同信仰，当然也包括无神论者。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之下，组成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国家，或者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合作社。世俗国家的本质是暴力的强制，所以国家和信仰没有关系，意思是任何信仰都不可能被强制。任何信仰都只能以文明的、和平的方式去彼此竞争，在竞争中真理终究会呈现出来。任何人对自己的信仰如果是真诚的，就应该有这样的起码的信心。因为如果这世上有真理，真理就必将获胜，必在历史中掌权。不会掌权的还叫真理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耐烦了，有使用强制力的冲动，那么他的信仰可能就是虚假的，他根本不相信他所信的是真理。他的真理是一个残疾人，需要他去帮忙。或者是软弱的，对自己所信的缺乏信心。虽然缺乏信心总是我们的常态。人就是这么可怜。
多维：照你这么说，你说的那些处于零星的、孤岛状态的家庭教会，将来就有可能联成一片了？ 王怡：如果从联络的角度来说，我相信将来会是如此，联成一片。但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新教的特点，跟罗马天主教不一样。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会和信仰系统，也不将一个统一的教会系统当作信徒得到救赎的一部分。所以新教的教派很多。等到全都浮在水面上之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就会很多。就像这个大学和那个大学一样。那样联成一片后，能够对世俗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能够在真道上更加清晰、坚持和合一。当然也能够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变迁和道德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对社会的仇恨心理和人心中的苦毒的化解，中国在未来一定会面临剧烈的政治转型，而教会所传扬的爱和福音的声音，如果在其中显得太小太弱。在我看来这样的政治转型可能就是危险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少先队是怎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最近见到一个搞民运的朋友，发现他儿子加入了一个叫“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非法组织。200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7到14岁的人口，大约有1.3亿人。其中99％以上都隶属于这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法社团。包括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拆迁户、上访者、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们的子女。那些渴望自由民主的人们啊，仍然一代又一代把自己的子女交出去，和那些少先队辅导员们，一起表演儿童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部分中国家庭，开始进入多党制的时代。由一个或两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父母，领导一个“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儿女。可到底谁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人呢？是老子还是儿子？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最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是什幺？是民主自由吗，是维权运动吗，是关于宪政改革、土地私有、言论自由或结束一党专制的呼吁吗？这些话都太温和了，缺乏血腥气，不能够让大多数人对社会的未来产生某种恐惧感，反倒使人们对未来萌生希望。所谓政治煽动性言论，是让大家产生恐惧，而不是产生希望的。以此衡量，中国社会中最赤裸裸的政治煽动性言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1.3亿儿童宣誓加入少先队的这句口号，“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句话在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星期的上空，响彻云霄。对中国当前的政权和宪法构成了赤裸裸的挑战和持之以恒的颠覆。 曹思源先生曾建议中共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因为中共的党魁也多次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共宪法对现政权的性质也有清楚的政治学和宪法学上的界定。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性质，“共产主义”一词都意味着一种与现政权相反的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因此“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是煽动颠覆目前的国家政权。 但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定少先队的罪。杜导斌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合法的》，他说公民有反对政府的言论自由，而民主和选举制度的意思，就是以合法的方式定期地颠覆政府。台湾党外运动时有一张竞选台北市议员的海报，上面就写着“大家一起来政变”。如果将来少先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建议他们聘请杜导斌作辩护人。尽管杜先生自己因为这篇文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但我想他一定会愿意捍卫少先队员的言论自由的。 如果进一步考察人类历史上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就莫过于《共产主义宣言》了。因为里面煽动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暴动，说你们除了一条命，别无所有，所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全世界”。意思就是一本万利。圣经里面撒旦煽动夏娃吃禁果，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吃了就能“如神一样”。除了这句话，我想不出还有比马克思这本小册子更险恶的煽动性言论了。但圣经中这句话是蛇说的，不是人说的。所以人类史上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共产主义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中国少先队的誓词“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仍然可以稳居排行榜的冠亚军。 共产主义一词意味着未来的暴力革命，进一步解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句话，就是煽动以暴力方式颠覆目前的国家政权。这就可能不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了，杜导斌的辩护已经爱莫能助了。以共产党的逻辑来说，这8千万人就必须全部抓起来才行。但我的思路比共产党要文明和谨慎得多，我认为还不足以定少先队的罪。按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判例，即使是主张暴力的煽动性言论，如果没有造成“明显而迫切”的危险，就仍然应当保持宽容。 但少先队的誓词中，“时刻准备着”，是一个真正令人恐惧的煽动性言论。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不是少先队的遥远目标，而是随时都准备动手。符合“明显而迫切”的司法标准。而“时刻准备着”仅仅是一句口号，还是真的有所准备呢？请注意以下事实： 1、从1955年提出“积极大量地发展”的方针，“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以来，少先队长期热衷于发展成员，以各种方式胁迫、引诱中小学生加入。席卷了99％以上的少年儿童，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法轮功、基督教、共产党、下岗工人等任何社会群体。没有宣誓入伙的儿童在所在学校会受到考试考察、品德鉴定、座位安排、奖励评选、福利机会等方面的歧视和羞辱。很多受害家庭甚至连续几代人都在童年时被裹胁加入这个组织。 2、少先队的辅导员和各级领导机构，都由背后长胡子的人组成，强迫那些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作出明显不符合其责任年龄的承诺和宣誓。这是一个明显的由成年人利用其智力和政治优势，操纵未成年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组织。比照与14岁以下儿童发生性关系，无论对方是否自愿，一律以强奸论处的原则，追究其刑事责任。 3、那些背后长胡子的人还与基督教、天主教等三自爱国教会勾结，严禁教会向18岁以下的人传播信仰，以保障少先队对未成年人的精神实施独家的控制和垄断。 4、少先队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准军事化组织，分设大队、中队和小队，有统一的队旗、队服、队歌，有类似军衔的等级制度，有严格的纪律管理，有办公场所和经费。定期学习暴力革命的理论，弘扬和鼓励革命者的牺牲精神。并定期进行集会和军事化的集合列队的操练。 就算按最自由、宽容的法治标准，少先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看上去都是难以洗刷的。如果少先队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中国就再也找不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了。这样长期、大规模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宣传和组织，应当受到法律的制止。那些躲在少先队背后的所有无耻的成年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我要鼓励中国所有的父母，有勇气拒绝让子女加入这一反社会、反民主的非法组织，并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我们这一代算了，不要再害自己的孩子。
2006-4-24
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 ——为“天安门母亲”而作之一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以赛亚书49：9
两个月前，我坐在家中，整理电脑里的六四图片。好几次在国外的时候，我从网络上陆续搜集了500余张精度较好的照片。国内上网搜集这些图片不易，前次在华盛顿遇见封从德，我说为什么那么多海外网站，没人制作六四图片的电子书或其他格式的压缩包，为国内的网民广泛提供下载呢？那天我坐在电脑旁，决意在17周年时，整理一个六四图片集。当我看到六部口外被坦克碾过的残骸那张照片，以前也多次看过。但那一刻，我心中猛然酸痛，忍不住哭泣。 其实我一直有意回避，去看六四中某些过于血腥的图片。那些场景对我是一种巨大的试探，是对正义感的试探，也是对内心的软弱、苦毒和怨恨的试探。有泪可流也许是善良的，甚至是美好的。我们若是不流泪了，就会慌张。觉得自己的麻木无可救药。所以我们若哭泣，我们对人性就保全了信心。然而麻木是一个深渊，眼泪是更深的深渊。我们在麻木中卑微下去，在眼泪中崇高起来。这不过是人堕落的两种方式而已。 小说家昆德拉有一个两滴眼泪的故事。一个人在海边，看见夕阳西下，人们的身影沉浸在自然的景观里，宇宙浩瀚，人心良善。他流出了第一滴感动的泪。这泪是对美好事物和普遍启示的纯然回应。随后他被自己的这种感动再次感动，如此纤细、如此柔软，如此在俗世的洪流中站在了美好与崇高的那一边。于是他流出了第二滴泪。第一滴泪落入感动，第二滴泪落入试探。当我们的感动缺乏一个感恩的对象，缺乏一种令我们匍匐屈膝的力量，当没有一个上帝将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袋里（诗56：8）。仅有一滴泪就是不够的，我们势必要流出第二滴泪来。将心里的良善归在自己身上，将心中的义愤也归在自己身上。我们也就将一切的罪排除在自己之外。我们真是可怜的人，我们并没有因这感动的眼泪，就从冷漠和不义的国度，移民到了爱和公义的国度。 我背着人流泪，我的眼泪欺骗了我。这泪水给了我们一个爱与公义的假相，给了我们一个把石头变作面包的谎言。那天我在家中，面对受难者的图片泣不成声。我的心中随之生出一股恨意。对共产党政权的恨，在那一刻达到我生命中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成为基督徒以后，这是第一次我在心中满怀一种具体的恨意。我被这种恨吓住了，这种因义愤而来的恨意，盘踞在我心中，甚至比冷漠和遗忘更加可怕。于是我做了一个祷告，祈求我的神拿走我的眼泪，也拿走我内心的恨意。不让我被自己的罪所捆绑，也不让我被别人的罪所捆绑。我对这世界的罪所萌生的恨意，就是我的牢房。我求我的神将我从中释放，因着真理给我自由。 一个月后，我在华盛顿参观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馆。每看完一个厅，就在角落里祷告。出来后我翻看留言，有一页只有一句话，“I never come here again（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占满整个页面。我对着这页留言，心中悲叹，因为这也是我想说的。我的信仰仍然脆弱到不能将每一个厅、每一件具体的苦难都观看一遍。看了心里就没有平安。我留言说，希望纪念馆里能设一间祷告室。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也大概需要一个驻馆的心理医生啊。 这则留言像一句呐喊，喊出一个尖锐的事实。60年前犹太人的那一场苦难，至今依旧捆绑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这就是世界的光景，人类有能力犯罪，却没有能力担当他的罪。17年前的天安门屠杀，至今也捆绑着每一个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每一个加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也捆绑着每一个反抗者和每一个沉默者。离六四还有一周，我看见市政府的门口已经加上了双岗。这就和那则留言一样令人悲凉。曾经的屠杀和仍被遮蔽的真相，捆绑着每个人的心怀，如同我的心怀。使我既有泪水流下，也有自以为义的“满心的凶杀和毒恨”（罗马书1：29）。这样的捆绑是如何产生的，每一个在肉体上与这场苦难无关的人，如何在灵魂上成为一个陪杀场的人，或一个迫害的同谋者？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没有造物主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我们就没有同情。没有孟子所说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没有同情，也许我们就不会同受捆绑，但这地上也只剩下一个一个的人，而没有人类。什么是人类？人类这个词意味着大地上没有旁观者。意味着“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15）。意味着我们都在肉身之内，都在罪恶当中，都不自由，都无力从洪水中自拔。 同情若不说出来，同情就不存在。同情若不说出来，人类就不存在。曾经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哭了。当耶稣要在拉撒路身上行复活的神迹之前，他哭了。为我们的罪而哭，为我们不得不伏在死亡的权柄之下而哭。我们若不认自己也在世界的罪当中，就轻易地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了耶稣的眼泪。把我们心中对罪的恨恶，当作了上帝的忿怒。 又将临到这一日，我将这些年搜集的六四图片、天安门母亲的证词，和一些纪念六四的音乐、视频，整理制作了一张“六四17周年纪念光碟”。并特别放了几段安魂曲在里面。其中阿雷格里的《请垂怜我》，曾一直只在教堂诵唱，密不外传。后来巴赫在教堂默听了几次，才将这首体贴神的慈爱的圣乐传播于世。谁把同情埋在心里，谁就在暗地里堆积怨恨。把同情说出来，不但是对受难者的安慰，对抗议者的扶持，也是靠着神的慈爱对自己的医治。我们同情，但同情不是公义的开始，而是对自己的怜悯。 我将这张光碟，送给这周内我遇见的每一个朋友。把我的同情和敬意送给每一位天安门母亲和遗孀，也送给自己作为33岁的生日纪念。17年了，我从一个高中生而挨近中年。在我和政府之间，我和他人之间，我和自己之间，都没有自由。唯有我的神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一切的苦难，替我涂抹一切的罪孽，只为了给我真正的自由，给我更高的盼望。不至于长久地作罪的奴仆，不至于落到一个地步，让自己的罪和别人的罪主宰我的一生。 我恨恶罪，就承认自己也在罪中。我寻求公义，就把自己先放在公义的审判之下。如使徒保罗所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6：14）。这样的十字架才是我所甘愿的，是我不配得的恩典。十字架上的眼泪才是荒漠的甘泉，活水的江河。效法基督，不效法内心深处那个自以为公义的良知。不然任凭人的眼泪，人的义愤驱使我们，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上啊，连公义也追不上我们。 17年了，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不得安慰。我也为你们向我的神祷告。杀人者和你们的同谋啊，这一位神已除去你们的罪孽，看你们为眼中的瞳人。他已替你们忍受那鞭伤和刑罚，他要的只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受难者和你们的亲人啊。耶和华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我们恨恶罪，从恨恶自己的罪开始。让我们爱罪人，却从爱那不可爱的开始。因为基督正是这样行的。因为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我们的亲人都将一一死去，如同我们自己。死于枪火，和死于病痛，只是死于罪的不同形式。离开神的圣洁，这世上本没有圣洁，离开他的公义与慈爱，这世上本没有公义和慈爱。这世界若真有爱与公义，这信心带给我的盼望，超过了我在这世上已失丧和将要失丧的。也必将超过你们所失丧的。 17年了，我身在的这个国家怨恨太多，同情太少。谎言太多，真相太少。义愤也太多，而怜悯太少。甚至无辜者也太多，而罪人太少。我的神知道，我是怎样一个罪人。我也知道我的神，是怎样拯救和恩待了我。当纳粹屠杀犹太人，当中共屠杀学生和市民时，我相信整个人类都在场。我曾以为我一定是与受难者站在一起的。但当我心中升起对杀人者的恨意时，我知道我也和杀人者站在一起。 唯有耶稣基督，站在杀人者之外。唯有在基督里，人类对我来说是一个温暖的词。
2006-6-1写于33岁生日。 我对大陆维权运动的立场2003年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起，使大陆在1989年之后再次出现了政治异议活动在主流社会的公开化。我所理解的维权运动有三个立场，一是法治立场，围绕受侵害的公民个体和诉讼程序，动用一切法治技术和言论空间进行权利的抗争。二是公民立场，尤其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低成本的信息沟通与公民结盟的平台，积极构筑非官方的公共政治空间。三是政治立场，任何一桩案件都是当事人的维权，但只有那些对政体变迁具有启蒙、动员和施压效果的案例和事件，才构成一种民主化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日益受到海内外关注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的人们的重视。我对这一运动的现状迄今有如下的观察和立场：
1、在今天的中国，异议活动趋向公开化，镇压手段趋向黑箱化。表明追求自由与公义的理想正在民间社会赢得尊重和道义支持，也使专制势力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技术上被迫以粗暴的方式后撤。这一趋势的发展必将促使中共当局在未来数年权衡最艰难的选择。或者以理性的方式逐步宽容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温和力量，开始考虑政体改革的契机和时间表。或者对维权活动和异议人士的打压走向全面的非理性和政治癫狂。维权运动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对政府怀有最大善意的一次民间运动，可能帮助中国政府放弃专制主义的捆绑，通过自由民主的政体改革，使老百姓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也使党政机器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免于恐惧。
2、大陆27年来的民主化追求出现了三种动员模式。第一种是“幕僚模式”，知识分子期望走到离政治领袖最近的地方去推动民主。在1979年“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到1989年六四屠杀前，这是一种主流的模式。直到今天，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寄望于这种模式。我对这种模式不感兴趣，但对部分人身在其中的努力保持适当的尊敬。第二种是“民运模式”。希望提出一个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纲领，形成一个政党化的领导中心，以直接的政治抗争、街头或地下运动的方式，包括组建反对党的尝试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一模式起源于民主墙时代，1989年之后这一模式在主流社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带。我不相信民运模式能为中国带来一种有效保障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政体改造，构建一个爱与公义的政治共同体。我个人对这一模式保持距离、戒心和批判，并反对以秘密会社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但另一方面，即使有人组建反对党，也是宪法所列举的公民的神圣权利。我以更强烈的态度反对政府对非暴力的民运人士的镇压和审判。
3、近年来的维权运动则是第三种模式。这一模式把自由的积累看得比民主的指标更重要，把个人的地位看得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族群利益的梦想更重要。以个人诉求优先于群体诉求的自由主义立场，最大可能的避免而不是引发社会骚乱。以对法治秩序的尊重来缓释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表达对恶法的抵抗。以法治的程序和途径，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来。以直接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不服从”或“自力救济”的行为，累积未来政体变迁的压力和技术。以爱与非暴力的原则，化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一百年来的仇恨和戾气。我个人凭信心推崇这样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这样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民主制度若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民主制度就不值得争取。
4、目前维权运动的基础是权益受到侵害的广泛的民众群体。维权运动的基本结构，是通过捍卫工人、农民、市民等各阶层民众受到侵害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等各项人权，实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新的启蒙，和与社会的新的结盟。维权运动主要的表达和行动者有9类群体。一是以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政治维权群体。他们在维权运动尚未兴起之前，以法治方式坚持有韧性的抗争，并将64的民族记忆以维权的方式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二是以独立中文笔会为代表的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尚不愿成为异议人士的异议人士。笔会这一异议群体的汇聚，在近年来打破了知识分子的结社限制，其光谱跨越了体制内外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三是以南方报业集团和中国新闻周刊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自由派的记者、编辑日益成为中国新闻人的中坚，推动了一批自由派媒体的形成，为维权运动在公共领域赢得了令人惊异的空间。上述三个群体的存在，使维权运动在27年的大陆民主化的背景中，获得了一种连续性。也获得了一种温和、理性而又坚决的保守主义品质。第四是以张思之、高智晟为代表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群体。这是最近的维权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最集中的反映出与前两种民主动员模式的迥异之处。第五是以陈光诚、姚立法、刘正友为代表的乡村维权领袖，他们的本土与平民色彩，在维权运动中具有一种在道义上最令人尊敬的品质。第六是以李健、黄琦等人为代表的网络维权派。第七是以环保、艾滋病等NGO为代表的社会维权派。第八是家庭教会、法轮功等宗教团体在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维权。第九是以郭飞雄、赵昕等为代表的职业化维权活动家，这是维权运动中走得最远、最接近传统民运模式、但相互之间差异也最大的部分。
5、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模式，更接近于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而不同于前苏东国家的政治反抗运动。这一运动因它所受的打压和空间的急促，在目前就像一场花样跳伞，具有非组织、无领袖和扁平化的特征。不同人群在降落的过程中寻找彼此的手，在平面结网。等降落至合适的距离后，便彼此分开，在纵向结网，实现多中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软着陆。上述群体在目前构成了一个复杂和笼统的维权运动的图景。在诉求、道路、策略和目标上不尽相同。既有倾向于保守主义的维权派，在介入维权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甚至仍有在幕僚模式与维权模式之间游离的部分。同时也存在维权运动中的民运派，对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动员模式缺乏信心，而视其为新的反抗运动的阶段性征兆。在目前这一维权运动面临角色和道路的细分，也存在两种民主动员模式浮出水面的争论。一种是民运的维权化，一种是维权的民运化。一种是将马丁·路德·金和甘地视为一个新的榜样序列，另一种则仍将孙文、列宁或李世民视为一个偶像的序列。
6、在尊重宪法人权条款及非暴力原则之下，我尊重多元化的民主启蒙与动员模式。也尊敬每一位坚持抗争和遭受迫害的民运人士。去年在瑞典我见到魏京生先生，今年在纽约也见到了徐文立先生。我也见过王丹、王军涛、封从德等89一代的领袖。从我知道他们名字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我对他们孤绝的努力充满了敬意和内心的哀伤。我期望大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新的反抗运动，和街头民主运动。我甚至也期望看到民间再次出现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但我仍然反对在今天将维权运动民运化、街头化，甚至反对一切秘密的政治谋划。正如秋风所说，维权运动同时是一场民间的道德运动。我相信中国的自由民主需要一个在爱中恒久忍耐的过程，不认为新的反抗运动已经来临，不同意一些朋友对时局自负的评估。法治化的维权运动羽翼初生，不应成为反抗运动酝酿的掩体。致力于反抗运动的人士，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离开维权运动，彼此尊重，各自阐述。我将捍卫我所参与、理解和珍惜的阳光下的维权运动，反对任何挟维权运动推动反抗运动的谋划。我认为维权派的群体分化是可以避免的，但不同立场的细分是必须的。民间的各种诉求只有在获得更清晰的表达之后，才能获得更坚实的力量。
7、在作为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和更广泛的宪法权利的维权中，我认为世界就是福音的工场。基督徒的信仰是全人的信仰，不是PART-TIME的兼差。作为一个基督徒参与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宪政转型，参与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乃是为着在其中彰显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基督的荣耀，这是我所看见的职分。在政教关系上，我不认同退缩在政治社会领域之外的信仰立场，也反对教会与政治的结盟，反对基督徒与有违圣经教导的推动方式同负一轭。作为普世人权的宗教自由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与政治密切相关，但教会的福音使命与政治无关。政治的意思是福音未得之前，基督徒与其他信仰或无信仰人群的政治合作关系。在今天，基督徒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属于维权运动中倾向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不能、也不应该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
2006-5-13于纽约。 2006-5-21修订。 《开放》访谈：我为甚么信仰基督教？
● 编者按：2006年3月，四川青年学者、著名作家王怡，路经香港，对本刊介绍他皈依上帝的信仰历程，也谈到中国大陆基督教信仰的趋势，认为基督信仰是中国未来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真正盼望。
知识分子觉醒的三种情况
问：听说你是个基督徒。我们看到现在一大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维权律师也加入教会，为甚么会有这个现象？ 王怡：中国四九年后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都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知识分子们的觉醒有几种情况。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一开始是从审美的角度觉醒，发觉共产党统治下的语言及其形式丑陋到不可接受。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地下诗歌就是从审美的觉醒开始转向对自由和尊严的恢复的，这个趋势的一个顶点就是高尔泰提出那个著名的命题，“美是自由的象征”。另一种是价值上的觉醒，即追求自由民主的世俗价值，回到五四以后一直比较弱势的那个传统，从政治上去反思、反抗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以及中国人在这种统治下的群体命运。在整个八十年代所谓的新启蒙时代，就是价值的启蒙，当然也包括不断的审美的启蒙在内。
问：还有呢？ 王怡：第三种就是信仰的觉醒和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八九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八九年之前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价值，这种追求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儒家式的自觉担当社会重任的士大夫使命感，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但把民主梦当作生命的价值本身，是很危险的事情，第一很容易破灭，一旦发现这个梦无法实现，如八九年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精神幻灭后就向着共产党和社会现实妥协，在个人的生命中无力自拔，变得虚无，大多走向某种相对主义，没有精神力量去支撑自己的理想。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选择犬儒、向着一切罪恶投降的原因。第二，就算少数坚持一生都将民主自由奉为自己信念的人，也许不管怎样艰难他都坚持下来了，但对苦难的崇拜，和对政治罪恶的仇恨，把他捆绑了。在这种艰难中看不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有限性，反而可能在道义上把作为弱者的我们自己崇高化。一个人追求自由民主，不意味着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也不能保证民主化之后他就不会腐败变质。
问：听说焦国标也信仰基督教？ 王怡：最近这几年大陆的知识分子，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确出现了一个走向基督信仰的趋势。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如小说家北村、余杰，维权律师的群体里面的李柏光、张星水等人，更多的人也接近或开始了解基督教，包括高智晟、焦国标最近都决志成为基督徒。决志是说我心里确定了这样一个信心，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是无力从自己的罪中自救出来的，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然后有一个开口的祷告，即我们说的嘴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将来会做一个受洗的仪式。
从个人主义走向更高的源泉
问：你是怎样走上基督徒的路？ 王怡：我读大学接触过圣经，但只是一般地去研究了解。不过我很早对无神论有过反思，一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也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以前很羡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始终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进到那种“境界”中去。这几年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作了一些个人的努力，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和赞扬，但我自己很警惕那种士大夫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的情结。所以我一直强调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说我不是有勇气，只是有脾气。因为脾气没有道德的含义。当我坚持比较大胆的政治批评和言论，开始受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学校停我的课，秘密警察干预我的聘任调动，中宣部不让主流媒体发表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骚扰，收到恐吓的匿名信等等，我虽然没有恐惧害怕，但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疲惫感和虚无感。我以前的个人主义立场，是说我为甚么要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因为我心里不舒服，我是一个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我的言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担当，只是我的个人主义选择。网上曾有人夸奖我，说我和另一位朋友是“闻见不自由的味道就会扑上去的人”。其实这句话让我很害怕，当我疲惫和无力时，我有时就会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选择忍受了，妥协了，因为是个人主义的就可以免于被质疑吗？这就是信仰的开始，即对自我的怀疑，也看到世俗的价值理想的有限性。读圣经使我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罪人，是不义的人，虽然会有人认为我作了一些“有义”的事。我开始领受到我内心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我相信民主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值得中国人在这个世代去追求，也是善和公义的。但这个公义和善不是人的，而是上帝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在独裁者面前就没有自信心，说我相信的一定东西是好的，你坚持的东西一定是错的。哪怕是对亲人的爱，也不是从我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不可能是那个源头，我只能去迎接那个源头，把我的心腾空了，去领受上帝的爱。这样我就慢慢接受基督的信仰，接受在基督里面的爱和公义。然后发现我的生活有了以前做梦也没有的改变。
两个迫害教会案产生心灵震撼
问：在你走进基督信仰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人给你传教，给你的启示？ 王怡：之前我开始读圣经，有一些朋友像余杰等向我传福音，我也开始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活动，若我到北京就会参加余杰所在的方舟教会聚会。我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也与两个基督教会受到政治迫害的案子有很大关系。一个是华南教会案，是近几年中共打压基督家庭教会最严重的一个案子，零一年这个教会的龚圣亮牧师和其它两人一审被中共以邪教罪、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判死刑，整个华南教会有六十余人被判刑或劳改。去年四月华南教会两位姊妹到成都来，其中一个是龚圣亮牧师的妹妹，我请她们和成都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到我家来聚会，请她们向我们讲华南教会的案子和她们的信仰。她们讲了怎么被严刑逼供的情形。一位姊妹在看守所被打死，强迫她们承认龚圣亮强奸了她们。那次聚会给我很大冲击，我在她们脸上看到了一种圣洁的光，她们是只读过小学的普通农村妇女，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造成很大震撼，我感到从未接触到的亮光。在此之前我也看过「十字架在中国」这套纪录片，这个片子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很大冲击，这两个华南教会的姊妹走后，就在我家里开始了聚会，一个读经的小组。去年十月份我和几个维权律师一齐前往华南教会调查他们的案子，我们与很多指控被龚圣亮牧师强奸的姊妹，以及教会的同工、信众作了完整的笔录和录像，我们看到了龚圣亮的一些错误和问题，看到家庭教会在地下状态下出现的偏差，也看到了大多数基督徒信仰的虔诚和纯正。也看到整个华南教会被政府以一种非法的和粗暴的方式进行压迫的情况。介入这个极其复杂的案子的法律调查，是我逐步走向基督信仰、领受上帝给我的呼召的重要历程。
问：第二个案子呢？ 王怡：第二个是去年的蔡卓华牧师印刷圣经，被判4年有期徒刑的案子，我是辩护团的成员之一。为其中一名被告辩护。我在去年参与了这两个基督徒受迫害的案子的调查或辩护，也参加了一年的聚会和读经，最后因着神的恩典，能来到他的面前，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信主之后追求民主自由更坚定
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无很戏剧性的细节？ 王怡：的确有一个让我领受信仰的很重要很戏剧性的事。去年六月份一天我在家里爬梯子，到屋顶的书架最高一层翻书，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那次我缝了九针，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当我摔下来躺在地上不能动那刻，我开始唱赞美诗，并开始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开口祷告。这是一个对我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经验。我那个庞大的书架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和对这种理性的自负，我半辈子就是靠着知识和理性去寻求真理，你感觉自己好像几乎已经掌握了真理，与一个专制政权作斗争时，你是站在公义的一边，站在道义的高峰。结果呢，我从最高处一下子就跌下来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走到了理性的尽头，感到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真理的。我爬上去之前满腹经纶，摔下来之后两手空空，开始接受在我之上的那个启示。我躺在地上的时候，反而离上帝最近。怀着是平安和喜乐的心情，这件事对我的信仰有很美好的意义。
问：有了信仰后，追求自由民主事业是否会更加坚定？ 王怡：接受基督信仰后，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比以前更深了一层。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政治共同体应该是民主的和自由的，是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有他的位格和尊严。如果这一点不成立，我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其它人待我们如兄弟，也没有理由反对强者可以凌驾在弱者之上。我们常说共产党的统治没有合法性，你没有人民的同意凭甚么统治我？但强权者也可以说，凭甚么要你同意呢，我有枪有炮为甚么还要你同意？人与人之间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只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起点。但是终点是什么呢，终点不再是政治了。对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他反对共产党的专制，但他对生命本身的盼望，不再和共产党有关系。哪怕是自由和民主，也不能给一个人幸福感，不能把你从你的罪中拯救出来，甚至不能让你更有耐心去爱你的妻子。在我看来，中国人应当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国人在政治的罪恶中挣扎了一百年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容忍一个不公义的、不自由的社会在我眼前，不能容忍上帝的恩典和律法在这个世代被羞辱。信主后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比以前更加坚定。我也观察到当代一些知识分子接纳基督教后，有了这样的勇气和使命感，他们大多数人并未成为牧师，但都在自己所领受的呼召中决定把一生的事奉献给上帝。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再因为这种勇气而骄傲，而是因此而卑谦了，看自己不过于所当看的。
教友礼拜聚会通常五六小时
问：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强势，是这样的吗？ 王怡：不错，趋势很明显。在八九年之前基督教的复兴主要在乡村教会，城市和知识分子中的教会很少。城市中有两类，一是海外教会差派的，集中在城市比较多，韩国和海外华人的传道人很多，台湾教会也在做大陆福音传道工作。第二类是中国乡村教会中比较成熟的，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向城市传福音增多了，最重要的就是温州教会，也有河南教会。最近几年城市知识分子团契，包括学生团契也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去年我到成都另一个学生团契中去，意外发现我有三个学生在那个团契中，这件小事可以看到福音传播在城市和大学生中面还是很广的。现在我的学生中共产党发展的党员越来越多，但是感谢主，学生中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即使是学生党员，也有成为基督徒然后悄悄退党的。
问：基督教的复兴是否与中国当前价值虚空有关？ 王怡：那当然了。八九以后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价值的虚无，信仰的真空问题，其实几千年来，我们的内心不是一直都处于饥渴状态吗。上帝在我们心里最深处留了一个空位，这个位置除了上帝自己，你拿任何其他东西去填，一辈子都填不满。一辈子都是空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的确空得可怕，共产党把中国人内心一切的美好价值几乎都拆毁了，我常常相信，上帝要让中国人得到的恩惠越多，共产党就拆毁得越多。哪个地方拆得最干净，那个地方福音就最兴旺。共产党是几千年来撒旦最卖力的仆人。这个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哪里把世俗的价值、普遍的启示拆得更干净呢？所以海外很多人回来到大陆乡村教会都非常惊讶，发现大陆信徒的饥渴慕义的状态，与海外教会真是不一样。我在海外也常参加礼拜天的聚会，通常是一个半小时。但在大陆，包括以前在我家的聚会，经常能到五六个小时。我在华南教会，看到弟兄姊妹们五点钟起床，读经、祷告直到八点钟，天天如此。如四川遂宁的天主教传统很深，我到遂宁步云乡调查中国第一个乡长直选，意外发现十个村就有十三个寺庙和一座教堂。佛教近年来在城市乡村的发展，包括在共产党干部中都很鼎盛。很多人讨论法轮功时也提到中国大陆的信仰真空问题。宗教的复兴在中国的确非常强势。但是价值虚无带来的，一面是信仰的复兴，一面也是偶像崇拜的温床。即使是在基督教家庭教会中，也存在各种异端和极端的信仰派别。在缺乏宗教自由的非法状态下，教会很难有健康的发展。
（采访记录经访谈人修订） 6月21日 让我的百姓走——为站在法老面前的陈光诚而作
当我的祖国被霸占之后，半个世纪来，一切用来指称国家的人物和象征都如此丑陋。逮捕上访者、维权者和异议人士者头顶的国徽，人民币上悬挂的首级，新华门外涂抹的标语，天安门前屠杀者的军装，以及独裁者的长城，作螺丝钉的兵丁，送给二奶的熊猫，甚至国家主席的发型，播音员的腔调，和意识形态的单口相声。这些腌臜泼才，从我的父辈，一直笼罩到今天在儿童节背诵八荣八耻的小学生。这个小学生的父亲，也许就是一个偷漏税的富人，一年花2万块钱把他送到这个学校。小时候受一种苦，长大了受另一种。 几十年来，在埃及的宫殿中，有一个声音让每一匹叶子上的水都站立不住，每一滴天上的雨都落不下来。宫廷侍卫们用不同的版本齐声高呼，“法老就是埃及，埃及就是法老”。或者“没有法老就没有埃及”，“埃及出了个法老”。或者“法老是埃及的总设计师”，“法老是埃及的三个代表”。以法老和他身边的人为荣，以为奴的希伯来人为耻。 17年前，我的朋友冉云飞，和他另外一些朋友，在院子头写出一幅标语，“邓小平不等于中国”，走上成都的街头。17年前，丁子霖老师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广场上被一伙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士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枪杀。这样的事过去了吗，山东临沂的“乡村律师”陈光诚在被非法软禁200多天，被非法拘捕100多天之后，再次被法老的手下宣示拘留。陈光诚离他的自由有多远，这样的事离我们就有多近。17年了，一个盲人用眼睛看不见的信心和勇气，为他的村民们呼吁身体不被强暴的权利。 读《出埃及》时，我曾想，面对上帝“让我的百姓走”的要求，人类史上恐怕不会有比法老更刚硬的掌权者了。但直到1949年后的中国，为奴的要出埃及，那看顾他们的让这片大地饿殍遍野，灾祸连连，甚至击杀了法老的长子，让他断子绝孙。可法老们的心仍旧一代比一代刚硬。他们附体在我的祖国，不肯放手。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殖民，对自己的邻人殖民，不放过走上街头的，也不放过坐在家里的。不放过每一道怨怼的目光，甚至不放过一个盲人的眼神。不放过一个右派的嘴巴，也不放过一个农民的输精管。 到底什么是中国？半个世纪来，中国就快要失传了。中国成了一个被绑架的符号，就像娼妓从此改叫党啊母亲。人们唯有在和美国、日本的对照中才看出它的羞辱和卑贱，不愿承认的就激发出一个奴隶的爱国主义。法老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你们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用你们的血肉筑成我的长城。中国在这世上从没有今天这么有钱过，也从没有今天这么卑贱过。卑贱到了此地佳、不思蜀的地步。集中营就办在我们的故乡，到监狱的路多快好省。 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连陈光诚也进去了，监狱又要翻修扩建了。我们走得如此辛苦，却没有走在出埃及的路上。而像歌手张楚所唱的，我们穿戴整齐，“就当去送葬”。许多人跟着这首歌呐喊，“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我们把祖先的国家弄丢了，做不成苏武。但我们不晓得真理，对自由的国度也没有信心。一百多年了，我们杀不完心中的仇敌，走不完那条从苏武到摩西的路。谁能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说，这是来自造物主的命令呢。 和其他维权者一样，陈光诚尽管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很坚决的来到法老面前，用温柔敬畏的方式，在生命的一个细节上说出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共产党不再等于中国。因为这句话，大地向着它本来的意义回归。陈光诚尽管呆在看守所，但在他眼前，中国不再是一个殖民地。因为有这样的人重新发现和占据中国。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到羞愧。在这黑暗的世代，无论是面对人性、道德和政治的沉沦，站出来指责罪恶的人中，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的人中，那个最响亮、最锐利、最决绝的声音，如果不来自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实在就亏欠了神也亏欠了自己的邻人。一切追求自由的人，无论相信什么，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这世界并非都是埃及。无论你信什么，在你面前因着你的这份信心，中国是否不再是一个殖民地？ 愿每个人所信的，能给他带来力量，这力量足以废掉我们和法老之间、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冤仇，废除这世上的一个奴隶，那就是我们自己。这力量要在受难者和为奴者身上得荣耀，使法老的子孙成为无有。这力量足以让陈光诚即使在看守所里，也走在出埃及的路上；即使在失明中，也能看到亮光。
王怡 2006-6-19 盲人·陈光诚·自由
2006 年4月 30日 ，美国《时代》周刊评出本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100人，其中有五位华人，我国媒体在报道这次评选时提到了其他四位——温家宝、马军、李安和黄光裕，但却有意忽略了一个名字——陈光诚，山东临沂的一个盲人。 陈光诚，1971年 11月 12 日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双后镇东师古村。不到一岁时发高烧导致双目失明，18周岁之前未上学。光诚为人纯洁善良，正气凛然。
1989年开始就读于临沂盲校小学；2000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同时自学法律，能熟练使用手机、电脑、传真等。
1996 年至今，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一直在为农村残疾朋友和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2000-2001 年，陈光诚在中国法学会发起并负责"残疾人维权项目"。
2003年，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被临沂市评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
2005 年初，开始调查山东临沂计划生育运动的违法事件，为遭受非法侵害的村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因此得罪地方官员，遭到地方政府非法软禁和关押。8月11日被软禁在家，9月6日，陈辗转逃至北京后被山东地方官员绑架回乡继续软禁；2006年3月11日被沂南县公安局带走。2006年6月11日，被刑事拘留。其妻子被软禁至今。
一个盲人，却以正常人罕见的勇气和执著，坚守良知主持正义，为了别人的自由和尊严而抗争。他身陷牢狱，不是一个盲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陈光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 ——张思之
天下事最不公正者莫过于司法不公，而从事维护权利、推进正义事业之士反遭法律名义下的压制迫害更是一国之耻辱。陈光诚先生给临沂更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光荣，而眼下对于他和他的家人的迫害不仅是对于公民法律权利的悍然侵犯，也让我们的国家蒙羞。我们呼吁：立即释放陈光诚先生，赔偿他及家人的损失，并追究所有肇事者的法律责任！ ——贺卫方
陈光诚是中国人的骄傲，对他的迫害行为令我震惊。 ——周国平
让他们这些起而行的人孤军奋战，是社会的耻辱。 ——萧 瀚
我在此正告山东临沂的贪官污吏：你们对青年盲人陈光诚的侵害已伤及了我的天良! ——李劲松
陈光诚看不到一丝的光明，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他不在黑暗里，而是跌跌撞撞地走在寻找真理和公义的道路上。 ——余 杰
我相信，当我选择和你站在一起，我会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我为此而感谢你。 ——王 怡
当双目失明的陈光诚挖出一颗野菜，告诉我这就是荠菜时，我真是惊奇啊，他不用目光，怎能认识荠菜了呢？那一刻，我想到庄子的一句话“我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杨子云
有关官员不惜践踏宪法和法律，通过施行株连政策和制造恐怖气氛、违法侵入公民住宅、违法拘押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酷刑逼供、虐待和生理心理折磨、剥夺公民的节育选择权、人格侮辱、敲诈勒索以及欺骗等手段，以图实现他们所谓的计生目标。 ——李 健
这时，我看见陈光诚倒在地上，有几个人还在打，我也喊起来了。在混乱当中，光诚的弟媳妇接过了孩子，跑了过来。这个初入人世才100天的孩子，好奇怪，没有哭，睁着亮亮的眼睛。也许，她想替她爸爸看清这个罪恶的场景！ ——梁晓燕
不要让我们三岁的孩子同我们一样整日在恐惧、思念与期待中渡过。 ——袁伟静
2006年3月11日晚上9点，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农村，全家被非法软禁的第195天，袁伟静和她怀中的婴儿一起被扔进路沟。袁伟静的丈夫盲人律师陈光诚被强摁头及地拖上警车带走了，小婴儿的奶奶，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也被扔到了路沟里。 ——曾金燕
光诚兄弟，你是不幸的，因为你现在失去了自由；你又是幸运的，因为千百万人为你祈祷、为你祝福；因为你的苦难和你的坚守，不仅增强你自己的力量，也鼓舞和感动着更多的人。 ——滕 彪
为了生他养他的山村和百姓，为了心中不泯的良知，他再一次成了受难者。 ——许志永
我想到这样一个可爱、爽朗、细腻和阳光的生命，这样一个硬汉子，在黑幕之下可能的挣扎和怒斥甚至绝食，就禁不住难受、耻辱。 ——郭玉闪
一句话，很多人惧怕陈光诚，惧怕一个生来就沐浴在光明中的盲人。这位令人尊重的盲人，向来就是光明的使者。当我听到他勇敢扞卫人权的事迹，我都觉得自身置于光明之中。 ——昝爱宗
让我们心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不被暂时的邪恶黑暗蒙蔽心灵的光亮，帮助自己，帮助受难的同胞，承受苦难并等待黎明。 ——李剑虹
您可以—— ●告诉您的朋友和家人，盲人陈光诚受迫害的真相； ●在互联网上了解和传播陈光诚事件的真相以及我们的救援行动； ●去当地看望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地址是：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 ●在公共场所身穿陈光诚的T恤衫； ●在您的车上粘贴陈光诚的照片和其他标志； ●给临沂市、沂南县政府、沂南县公安局和中国残联打电话或写信，对陈光诚表示关注。
6月17日 最新两则正有要出国：另一个人的强大和一个政府的孱弱
我的好朋友，自贡农民的维//权代表刘正有，应邀去瑞士参加人权会议。几周前他对我说，一个农民抗争了十几年，虽然没有结果，却被邀请去参加国际人权会议。我做人没有做出钱来，却终于做出了尊严。说这话的第二天，他准备去北京办签证，却因被跟踪、出卖，就在成都住处被警察抓走，押送回老家了。昨天，他在首都国际机场准备出国，又被人粗暴的拦下，强行押回成都，据称自贡的警方准备到成都将他再次接回老家。想出国的人不让出国，想回家的人不让回家。你说我们到底是出去呢还是回家呢。 随便说一句，维//权在博客网已经成了过滤词。 - 作者： 王怡 2006年06月17日, 星期六 21:1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
|
中宣部及新闻局“新闻阅评组”骨干人物名单
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柴全经
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副组长何黄彪
中宣部:新闻局宣教处处长尚墨玲
中宣部舆情局副局长 孙瑜
中宣部:网络阅评组副组长 李德民
中宣部:新闻局网络新闻处处长 葛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蔡名照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 刘正荣
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管理司司长 肖时国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江绍高
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级巡视员 宋乃琪
外交部新闻司参赞 宋荣华
中宣部:骨干人物名单: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
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王太华
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央文明办主任胡振民
中宣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
中宣部：吉炳轩副部长
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
中宣部：高俊良副部长
中宣部：雒树刚副部长
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
中宣部：刘鹏副部长
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文明办秘书组长孔令
中宣部：干部局副局长齐鹤
中宣部：文艺局艺术处副处长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茂林
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
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西南
中央文明办秘书局副局长刘斌
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牧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覃志刚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
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江绍高
求是杂志社总编戴舟
前中宣部：部长丁袁木
前中宣部：部长丁关根
前中宣部: 部长朱厚泽
前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２００５调）
前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
前中宣部：副部长王晨
前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
前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
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刘忠德
前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
前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孟伟哉
前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李准
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
前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
年终访谈：2005年的中国维权
沈嘉蔚的《千年圣约》系列
沈嘉蔚作为一位曾经以革命油画成名的画家，他的“再见革命”系列意味深长。而他正在创作的“千年圣约”系列，更是少有的大作品。尽管他还不是基督徒。目前已完成三幅，除前面提到的“巴别塔”外，这是另一幅“东方三博士图”，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来自东方参见圣母圣子：
天府畅言：谁是精神上的海外华人
最近去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观看了唐人街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春节游行。共产党的宣传、统战部门，每年春节有一个名词叫做“送温暖”。只不过最近这些年，这三个口是心非的字，几乎变成色情行业的广告词了。2月6日的悉尼大游行，是今年共产党声势浩大的“全球送温暖”活动的一部分。北京组织了500多人的游行队伍，据称花费了一个多亿，几个集装箱的道具，用完之后就扔在悉尼了。一位当地朋友说，他有好几个朋友接待北京的游行队伍，都发了一笔小财。悉尼的唐人街万人空巷，骑着高头大马的澳洲警察开道，紧接着一张张来自紫禁城下、中南海边的笑脸，最小的只有7、8岁。这样浩大的街头游行，在国内已经很罕见了。我站在街头，看在眼里，有一种荒诞感。我以为来到了离共产党最远的天涯海角，没想到共产党的锣鼓敲得这么响，响得这么远。
以前有国内的朋友人表扬，说我的文章像是海外华人写的。我说，对，我要做一个精神上的海外华人。做一个好像没有被共产党统治的人。用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去表达我对现实中的那个统治者的藐视。但这两年我出去和海外社会接触后，才发现中国的国界并不是共产党的边界，海关关得住异议人士，关不住共产党。世界的铁幕并没有专门为中国落下，谬种已经到处流传。大部分海外华人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甚至超过了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们。以澳大利亚为例，中文媒体除了法轮功以外，几乎全部沦陷在领使馆的势力范围下。领使馆以贷款扶持亲共的媒体，以中国银行、中国民航等大客户的广告为利诱，以回国的签证为威胁，一点一点的夺走了唐人街的言论自由。很多华人，即便是拿了澳大利亚护照的，他们的肉体被澳大利亚政府管理，他们的灵魂却仍然被中国共产党统治。他们到领事馆去办签证，比一个大陆人到公安局去办护照，还要毕恭毕敬，还要奴颜媚骨。
大部分海外华人处心积虑的和法轮功、和民运人士，和一切共产党不喜欢的人保持着距离。在悉尼的一次作家沙龙上，主持人特别叮嘱我们“只谈文学，莫谈政治”。当我讲话中说到当代作家面对专制的怯懦时，主人脸色大变，起身退去。在墨尔本的演讲会，几位作家告诉我们，一些当地朋友一听说演讲者或演讲的题目，就不敢来了。弃暗投明的前共产党外交官陈用林，曾公布了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渗透情况。我在澳大利亚这半个月的访问，真切的感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势力，甚至比成都的共产党还要嚣张。一个当地朋友在演讲会上和我们合影，他看到有其他人举起照相机，立刻神色大变，从我们身边溜开。
在悉尼、在墨尔本，以及以前我去欧洲，都有无数好心的朋友告诫说，“这里情况复杂，特务遍地，一定要警惕”。在几次演讲中，我特别介绍了国内的民间维权运动，讲到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敢讲真话，敢尝试像一个公民那样去活着。我不无悲哀的想，也许这是一个不美丽的误会，我们大陆人渴望做精神上的海外华人。而你们中的很多人生在民主国家，却在继续做一个精神上的大陆人。我迄今不愿在一个专制社会生养子女，而你们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去捍卫自由。我为无数海外朋友对国内维权运动的声援和支持而感动。但是唐人街也需要维权运动，唐人街也需要自己的高智晟律师，你们有吗。让共产党滚出唐人街，你们敢吗？如果海外华人都争取不到自己的新闻自由和精神的自由，我们这些活在大陆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如果有一天你们的维权运动出现了，我也会在国内绝食声援你们。
不过做精神上的大陆人的，又何止华人。今天，共产党正在用一种腐败的市场体制和专制的政治，威胁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在鼓励西方政府和他们的企业降低自己的文明标准去赚钱。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容易从老百姓手中攫取财产的政府，他们崽卖爷田不心疼，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土财主，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收买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绑架每一个把根留在大陆的海外华人，甚至挟持了全世界大多数汉学家的学术立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专制国家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公开地、如此成功的腐蚀着全世界的文明价值。如果有比共产党更坏的，没有共产党有钱。如果有比共产党还有钱的，没有共产党这么坏。
共产党在澳洲的势力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华人社会。在堪培拉，我们一行拜会了6位澳大利亚的议员，对澳大利亚出售铀矿给中国政府提出了批评。澳大利亚国会大厦的正中间，有一个流水平台，象征着民主政治的公平和透明。一位众议员在这里向我们引见了工党影子内阁的外长、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凯文.拉德先生。他是这样向我们介绍凯文的，“这是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国会里唯一一个把腰杆挺直了的议员”。
面对财大气粗的共产党，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西方人难，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海外华人难，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大陆人更难。谁是精神上的海外华人？中国人的民主追求，似乎已具有了某种全球化的意义。把全世界从共产党的精神绑架中搭救出来，只能从克服自己的恐惧开始。
google推出了个人主页，今天看见一个有趣的预测
1，Google Page Creator（Google的免费个人主页）将于什么时候被封锁？
A，一年后；B，一个月后；C，一周后；D，你完成这个调查之前；E，其它……
2，Google Page Creator将被什么人搞封锁
A，安替；B，王怡；C，李大同；D，中宣部老年痴呆评论组；E，其它……
3，Google Page Creator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A，Office Live；B，个人门户；C，blog集成；D，Google的广告平台；E，其它……
4，Google Page Creator让你满意了吗
A，它让我很high；B，还可以吧，但不比blog更好；C，没什么用；D，打倒Google；E，其它……
好先这些吧，看看谁的预测比较准。
Trackback: http://tb.donews.net/TrackBack.aspx?PostId=739568
闽臻：余杰、王怡访问澳洲纪要
两位大陆青年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余杰和副秘书长王怡应邀造访澳洲，2月8日晚在素有澳州政府智库之称的“悉尼研究院”面对澳洲当地关心政治事务的人士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政治现状相互关系的演讲。研究院的主持杰拉.德汉德森先生是当年反对党副领袖、现任澳洲总理何华德的办公室主任，曾随何华德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也比较关注。当晚余杰和王怡分别作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谎言》和《地方主义与中国的政治转型》的演讲。
演讲后悉尼笔会的周思、克莱尔、罗利等与余杰、王怡及旅居美国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另一位副会长陈奎德等进行会谈，交流对中国现实社会状态的看法。
2月9日，余杰、王怡一行驱车直奔澳洲首都堪培拉，开车的是悉尼笔会的罗利先生。罗利来自美国，现定居澳洲。他七年前开始学习汉语，现在已经能够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罗利先生代表悉尼笔会加盟这次活动，悉尼笔会一贯奉行维护作家自由写作权利这一宗旨。
第一场原本是与澳洲民主党籍参议员纳塔莎.斯多特.黛斯博雅的会谈，因参议院有一个提案需要进行辩论，而她是提案的动议人，会谈时她不得分身，改由她的助理凯特.佩赛主持了与余杰、王怡等的会谈。
第二场会谈在余杰、王怡与四位工党的议员之间进行，维省墨尔本港选区的迈克尔.丹比、维省戈腾选区的布兰登.欧考诺、昆省斯旺选区的金.伟奇和纽省帕拉玛打选区的茱莉叶.欧文斯。议员们很认真地向余杰和王怡了解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民主化进程的状况，提出了许多个问题，余、王二位也根据提问一一作答。其中迈克尔.丹比议员一向以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著称，会谈后，丹比议员还饶有趣味地带领客人参观了国会大厦，并向客人介绍了部分建筑和内部布置。在国会大厦正中间象征澳洲民主政治的公平和透明的流水平台处，丹比议员还特意向客人引见了工党的影子外长、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凯文.拉德。
第三场会谈与澳洲的绿党领袖鲍勃.布朗进行。布朗先生在澳洲以大胆敢言著称，多年为孤独的反对者，现在其带领下已经将联邦议席扩至4席。布朗先生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怀有特殊的感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去年3月为“中国民运2005年澳洲大会”在国会传媒大厅主持新闻发布会，并在当天下午的参议院发言时利用提问的机会质问澳洲政府是否给中国的民主运动予支持。
第四场会谈是与澳洲国会中国外交关系政策研究的弗洛斯特博士以及他的助手进行的。弗洛斯特博士仔细地倾听了余杰和王怡对澳洲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弗洛斯特的工作就是向国会的每一位议员提交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报告。
余杰和王怡在他们与议员们会谈中，多次反复的强调大陆目前的民间维权运动，他们介绍中国近来的这一维权运动，是一种不同于89民运的新型的追求民主化的浪潮。自由派的新闻人士、公共知识分子、异议作家、人权律师和维权活动家是其中主要的几种力量，他们和广大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在一起，用一种温和的、尊重法治秩序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
他们介绍了最近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恶化，提到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统计的50多位入狱作家。特别是师涛案件，以及雅虎、google等西方公司在中国政府镇压互联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还介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恶化。目前有一亿多信仰团体包括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受到政府的迫害。
他们说，民间的维权运动目前存在两个危险：第一是正在受到中共越来越严重和粗鲁的打压和控制。第二是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此缺乏了解，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专制国家，他们还是按照以前对待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民运人士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维权人士。因为对中共的恐惧而不敢给予这些人更多的道义的支持。
他们强调说，如果目前中国的这一场民间维权运动失败了，中国社会可能会出现更激烈的社会改革方式和政治冲突，所有那些因为顾忌在中国的短期利益而向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妥协的西方国家和他们的民众，都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他们强调说，所谓中国模式，正在用一种腐败的市场体制和专制的政治，威胁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正在鼓励西方政府和他们的企业降低自己的文明程度去赚钱。中国模式对全世界的这一威胁和收买甚至变得越来越有效。他们基于自己的观察，对共产党在澳洲的势力和影响，对共产党的威胁和控制甚至延伸到了澳洲的华人社会表示震惊。余杰还严厉批评了澳洲政府出卖铀矿给中国的政策。认为这是在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民众和维持自己的独裁。而且也出卖了澳洲自己的国家利益。王怡说，在中国人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如果澳洲政府长期选择站在共产党政府一边，这种外交政策本身就是在出卖澳洲的长远的国家利益。他们强调，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不但要关注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承诺的事项，更要关注那些能够保障中国政府遵守自己的承诺的更广泛的条件，比如自由的新闻报道和独立的司法裁判。他们说，如果中国有起码的新闻自由，那么每一家中国的报纸就都是澳洲利益的捍卫者。
他们说，自由民主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个别价值。但在和共产党政府打交道时，西方国家正在放弃这种普世价值，或者以某种多元价值论为自己的妥协找借口。从来没有一个专制国家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公开地和如此成功的腐蚀着全世界的文明价值。
他们建议澳洲政府：1、通过立法，以更高的文明标准约束、调查自己的企业和投资者在中国的行为；2。通过立法对大量中国腐败官员向澳洲转移财产和移民进行调查和限制；3。在与中国政府官员，尤其是与司法人员交流合作时，对那些在政治案件中帮助共产党镇压和侵犯人权的人进行甄别、区分和限制。如果今天一名澳洲法官和一名镇压法轮功、基督徒或作家的中国法官站在一起，就如同和一个在杀死犹太人的判决书上签字的纳粹法官站在一起。那是西方业已取得的法治文明的堕落和耻辱。
其间，国会辩论时候，余杰和王怡受邀观摩澳洲政坛人物激烈的辩论。澳洲总理、财长、外长和其他的前排内阁部长们和他们相对应的反对党领袖、影子财长、影子外长以及前排影子内阁齐齐就坐，双方互不相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一方讲话，另一方往往报以一片嘘声。的确，西方国家的民主就是这样的操作，有时候是显得效率不高，但是毕竟是公开的、透明的、人人可以监督的。
2月10日傍晚，余杰、王怡文学恳谈会在悉尼举行，恳谈会由一群悉尼华人作家发起。组织者高度评价余杰是中国著名的新锐青年作家和政论家，是中国的良心的新一代代表人物。他们邀请余杰和中国著名的网络作家、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秘书长王怡。悉尼地区四十多名作家、艺术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久负盛名的悉尼作家施国英女士与其中的到访作家关系源远流长，对几位作家的背景情况多有了解，故自我请缨热情地向参加恳谈会的人士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余杰、王怡、陈奎德等作家学者。青年作家王怡和余杰先后即席演讲，余杰的讲题是《文学与个人的历史》 王怡的讲题是《大声写作与地方记忆》。他们介绍和分析了他们眼里看去的中国文坛现状，讲到文学的社会使命以及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讲到中国文学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影响，又从中国的政治讲到当今的社会现实。两位的演讲，对中国社会的清醒认识，对权势的无畏无惧，令人有英雄出少年之感，两位同出西蜀，大家也为蜀中人杰地灵由衷地感叹。来悉尼出席学术会议的旅美著名学者陈奎德也出席了这次恳谈会，并做了即兴发言，同样非常精彩。恳谈会结束时，一位年长的悉尼作家有感而发，即席填词一首，调寄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君”，并当场演唱给在座的各位。
2月11日，余杰、王怡滞留悉尼的最后一天，是对华人的公开演讲。余杰的演讲题目为《冰点事件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王怡的演讲题目为《太石村和大陆民间维权运动》。余杰很谦让，一定让王怡先讲，可能是余杰已经来过澳洲的缘故吧。两人的演讲各有千秋，虽然余杰说当王怡在他之先演讲，王怡的口才和表述给他有某种“压力”。但在笔者看来，两位出于同一地方、同一年代，两位才气不同一般，只是侧重不同。两位所具有的道德勇气、政治意识、敢为天下先等品质是不分伯仲的。
前来听演讲的不乏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士，向两位提出许多问题。其中关于中共宣传部是不是戈培尔，中共政权的性质是不是法西斯的提问，王怡很智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称中宣部“是一个智商低下的戈培尔”，并用前人评价蒋介石的话，称目前的中共政体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王怡幽默的说，“做一个有诚意的法西斯也是需要勇气的”，在16年前，共产党失丧失了做民主派的勇气，16年后，共产党连做法西斯的勇气甚至也丧失了。
在回答关于中共派团参加悉尼春节大游行的问题时，王怡说这是中共的“全球送温暖活动”。在游行中看到法轮功方阵和国内的官方方阵一起亮相，使他想起一句话——"PK"。 也就是超女游戏中一对一象西方竞选一样PK谈。这也说明中共的独裁无胆，它花费一个多亿，用这么大的代价在华人社会渗透它的价值观，但它现在也要被迫接受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站在一个PK台。王怡说，希望有一天这样的PK台能够搬回国内去。
余杰较多地回答了他对中共花巨资在海外做政治秀的看法。他表示当天去观看了游行，有很多的感慨，他说：我是生活在大陆的一个中国公民，我也是纳税人，我个人的收入被他们挥霍在这里，作为纳税人我感到受到很大的伤害。 余杰认为中共在悉尼华人新年大巡游中的所投入人力、物力仅仅是中共对外宣传活动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他在两年前去法国时，曾经看到中共花费不亚于澳洲规模的巨资投入中法文化年的活动，甚至用巨大的红布把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包围起来，这是一个所谓的巨大的行为艺术，也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权力审美观的展示。他说红色在今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这只能使人想起89 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屠杀，和青年学生、无辜市民的鲜血。
余杰还提起这么一件事：89学运被镇压之后许多中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流亡到法国巴黎，就在1989的法国大革命2百周年庆典上，香榭丽舍大道上走过的第一个游行方阵是中国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这次来澳洲的陈奎德先生。但是短短17年后，法国却容许中共政府用一块巨大的红布将法国的象征埃菲尔铁塔包裹起来，这恰好象征了近年来中共政权对全世界的收买和威慑。中共在海外的包装相当的成功，普通的西方民众很容易受这些因素的诱惑和蒙骗，它很巧妙的把专制的政治文化跟中国文化、自然地理融合起来，中共也不会举着毛泽东的像、也不会举着红五星，它选择了新的意识形态，用熊猫、和平鸽、及各种各样中国特色的舞蹈、杂技来装扮。
同时余杰也披露了由于法国政府听从中共的要求，在中法文化年中拒绝高行健出席作家研讨会的丑闻内幕。他说：当时中法文化年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邀请了一些中国作家去法国进行签名售书活动和面对公众演讲，当时国内面上的20多位很著名的作家都去了，本来主办方邀请高行健去的，高行健是法国华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他对中共持批评态度，中共就向法国文化部施加压力，而法国很屈辱的听从了中共的要求，没有给高行健发邀请，自动把他排除在外。就这一点上，余杰认为澳洲政府比法国政府好多了，同时他也对法轮功群体在悉尼华人游行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表示敬意。
演讲会结束后，听众纷纷上前请两位演讲者为他们购书籍签名留念。之后余杰、王怡搭乘澳航飞机去墨尔本继续余下的行程和演讲活动。
巴别塔与共产主义纪念碑
我们当中的蒙面人——《佐罗传奇》
又见《佐罗传奇》，你会想起2001年的墨西哥，不是一个人蒙面，是一支军队蒙面。原扎巴塔族的游击队个个戴着黑头罩，和一大帮国际左翼名流，好像好莱坞导演奥利佛·斯通，或密特朗夫人，一路进军到墨西哥市的宪法广场。一场维护印第安人权益、同时反抗全球化的路演，不是这部电影里一对佐罗父子耍花枪，耍得出来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沙哈玛戈在场，他说了句匹配他身份的话，“他们蒙面，是为了更容易被看见”。但这句蹩脚话，把蒙面的政治涵义矮化到了做秀的水平。有一帮超级捧哏随行，军人的蒙面已丧失了政治学上的意义，只剩余新闻学的市值。
正如古希腊的蒙眼女神，被视为法律的象征。蒙面，也是人类政治史一件顺手的道具。当电影里民众呼唤着佐罗，你看待社会有了一个方便法门。你问，我们当中的蒙面人是谁？
蒙面侠佐罗，是1919年一部小说中的墨西哥传奇人物。在短暂的电影史上，被不厌其烦的搬上银幕。不但如此，蒙面侠电影在好莱坞更有铺天盖地的声势。从几十年前的《超人》开始，到这些年的《蝙蝠侠》、《蜘蛛侠》、《超胆侠》等等，直到我快要分不清他们的名字和业绩。有个千篇一律的框架，就是蒙面代表了一种公民品格，不蒙面导向对权势和世俗的妥协。蒙面人都是反抗者，蒙面的反抗是一种温柔的反抗，像佐罗一样温柔。但蒙面的反抗也是一种人格分裂的反抗。蒙面如果勇敢，不蒙面的时候就怯弱，蒙面如果高尚，不蒙面的时候就卑琐。
佐罗远不是这个模式的起头。比佐罗更早的，是1905年英国女作家 Baroness Orczy的小说《红花侠》。说法国大革命期间, 一个英国贵族为了拯救断头台上的法国血脉，他不断潜往法国，化身为蒙面侠。每次解救成功，就留下一朵红花为记。一位法国女优奉命调查，找来找去，这位爷竟然就是她那位整天混迹于巨室，平常看起来像草包、闻起來像飯桶的丈夫。这个故事也拍过电影，不过我找不到。看电影的会想到佐罗，是一模一样的段落：佐罗不蒙面的时候，连他儿子都瞧不起他。读过武侠的，则会想起古龙笔下留花为记的《楚留香》。
社会学家可以在电影院发放现成的调查表，问观众“喜欢佐罗还是喜欢罗宾汉”？佐罗代表一种优雅和个别的暴力，蒙面是对政治框架的容忍。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反抗，在电影中甚至被美化为一种贵族式的、对于民众的看护。就像一位蒙面的古希腊护民官。而罗宾汉的反抗是“坐不改姓、行不更名”的，要以公开的暴力改变政治。所以凡是不打算打完仗就回家种田去的反抗，都是不蒙面的。
也有例外。在8 世纪70年代，一个被称为“蒙面先知”的波斯人领导了反抗阿拉伯帝国的“蒙面人起义”。这位爷其实只是默夫城的一个洗衣工，但他一蒙面，就自称是安拉的化身。我视野短浅，这大概是人类史上唯一一次蒙面的革命。墨西哥的蒙面军，看上去既有对佐罗的效法，也有从这里下来的影子。
观察人类的政治，就看我们当中谁在蒙面？有两种反抗，一种是蒙面的，一种是不蒙面的。也有两种统治，一种是蒙面的，一种是不蒙面的。蒙面不一定要面具，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公共领域，不表露身份就是蒙面。譬如警察抓人，拒不出示证件，他就不是警察，而是一个蒙面人。再如前不久姚立法先生向村民宣传依法选举，被一伙来历不明的歹徒殴打。“来历不明”四个字，就是蒙面的意思。
上世纪80年代，阿兰·德龙饰演的法国版《佐罗》风靡中国。那时人们还分不清佐罗和李逵的区别。佐罗的剑术和风流迷倒了众生，他的贵族身份和“右倾投降主义”就没有被广大群众及时揭发出来。到了这部电影，佐罗摇身变成了“佑罗”。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加利福尼亚，通过全民公决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第41个州。电影中一伙“来历不明”的歹徒破坏选举现场，佐罗老当益壮，蒙面登场，用他的剑捍卫自由民主。这样，“杀富济贫”的佐罗，在2005年演变为一个立宪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
我想不通的是，当佐罗终于被带入美国立宪政体的理想，他为什么还要蒙面呢？蒙面在政治上的必要性被消解了，剩下一个个人主义的归隐梦和电影导演的噱头。
如果有一种统治是不蒙面的，有一种反抗就不需要蒙面。佐罗越来越不象李逵了，佐罗越来越象姚立法。知道我看完电影，如何预测下一部续集？小佐罗长大了，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他取下面罩，把宝剑换成口舌，成为一名绰号“佐罗”的人权律师。
双方都不再蒙面，法庭就是决斗的去处。想起周星驰的《审死官》，那又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出法庭戏，却用了武侠和拳击赛的方式来拍。向左走，向右走。人民需要桑拿，人民也需要佐罗。我笔下剩下最后一句话，就是两个月前，学者艾晓明在太石村选举现场，曾经一遍又一遍的高喊：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谁都不要动手！”
2005-12-9修订。
一篇被财经杂志枪毙的电影专栏。
|
|
